文化地理广州从两宋时成为岭南文学中心
明代，占籍广东的文学家达453人，珠三角地区仍然是广东籍文学家的分布中心之所在。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广州府的南、番、顺三县。
曾大兴研究发现，虽然唐时广东文学中心在粤北，并出现了张九龄这样开宗立派的大家，但是从两宋时期开始，珠三角取代粤北，成了广东文学人才的中心，而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近代。
明代，占籍广东的文学家达453人，珠三角地区仍然是广东籍文学家的分布中心之所在。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广州府的南、番、顺三县。这三个在地理上毗邻的县份，一共出了215位文学家，占全省的51%，文学史上有名的“南园五先生”（南海孙贲、王佐，番禺赵介、李德、黄哲）和“岭南三大家”（南海梁佩兰、番禺屈大均、顺德陈恭尹）就出在这里。
清代是广东籍文学家出现最多的一个时代，仅从清朝开国至道光末年这二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出了963人。珠三角地区仍然是文学家的分布中心。近代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实际上包括了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和中华民国这两个时间段，大约一百年的时间。近代广东籍的文学家共566人，珠三角地区仍保持宋元以来的中心地位，出现了像南海康有为、新会梁启超这样的领一代风骚的人物；粤东不仅较其它地区发展为快，而且还出现了像嘉应黄遵宪、蕉岭邱逢甲这样的在近代文学史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1776位文学家的分布格局，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概而言之，表现为三个层级：
第一，文学家的分布中心经历了一个由北而南的转移。唐代以来，广东先后出现了两个文学家的中心，一个是唐五代时的粤北地区，一个是宋、元、明、清、近代的珠三角地区。粤北地区的优势地位自宋代开始丧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珠三角地区自宋代开始成为文学家的中心之后，历经千年而保持不变。
第二，上述四个地区的郡、州、路、府之治所，成了文学家的亚中心。这类治所和本地区的其它县份相比，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具有zhengzhi、经济、交通、教育、文化传播诸方面的区位优势，具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因而也就成了文学家的一个渊薮。
第三，就各个县份来讲，文学家族的优势又非常明显。这样的文学家族不下于80个，都是有文集问世或曾经有文集问世的。这些文学家族的成员，或为祖孙关系，或为父子（父女）关系，或为兄弟（姐妹）关系，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他们声应气求，薪火相传，组成了一道又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文化兴盛得益于经济发展与外来人才
北方“谪宦”和“流寓”，不仅为广东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包括观念型的文化和应用型的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变化，有其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而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广东文化之所以能在唐宋时期显露生机，在明清时期大放异彩，一是得益于自秦汉以来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经济开发，二是得益于北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三国以来北方“谪宦”和“流寓”的影响，三是得益于宋代以来的处于全国先进行列的官、私教育。
其他两点都好理解，比较特殊的就是北方“谪宦”和“流寓”对岭南文化土壤的影响。自三国吴时起，包括广东在内的岭南大部分地区，就成为朝廷流放得罪官员的地方。部分被谴谪的人，时间久了，他们或他们的后人，便成了当地的居民，例如唐代名臣刘崇望之子刘浚、太学博士倪曙、宰相李德裕之孙李衡、司农少卿周杰、娴于典章制度的杨洞潜、孔子四十一世孙孔昌弼等，均先后迁移岭南。
这些“谪宦”和“流寓”当中，有不少是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人。《广东通志》云：“唐诗之兴，始自杜审言与沈宋倡为律诗，而审言之孙甫称大家……至于咸通以后，其衰极矣。一代名家，始终寓迹，多在五岭三江间，他邦所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