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深圳市文物工作者日前在西冲大鹿湾发现一座立于1902年的关于大鹏湾权属的中英界碑。当地老人们介绍，这个碑是当年中英两国关于海面划分的界碑，碑以西也就是整个的大鹏湾，都是英方的，以东才是zhongguo的，过去渔民到大鹏湾打鱼，经常会碰到英国船的询问。专家则称，从碑文上看这块碑确实是关于海面界限划定的，这是当年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又一见证，也是迄今在深圳发现的惟一一块界定海域权属的界碑，意义重大，可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
另据深圳商报报道，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经过几天的彻夜研究，初步考证认为，西冲大鹿湾惊现的中英海域权属界碑，应是1899年3月18日中英两国完成对新界北部勘界后，3月19日(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中英两国勘界委员在香港正式签订了《香港英新租借合同》，合同确定了勘界界线，即“北界大鹏湾英国东经线114度30分潮涨能到处”(大鹏湾英文是MirsBay，即界碑上英国人所称的“莫士湾”)，合同所写界线与此碑所记载的数据完全吻合。
据记载，1898年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北京与英国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尖沙咀界线街以北的整个九龙半岛以及大鹏湾至深圳湾，南厂岛和大屿山等大小235个岛屿，租借99年。这些被强租的zhongguo领土和领水后被称为香港“新界”，约占广州府新安县面积的2／3。至此，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强占了整个香港地区。
孙霄说，《香港英新租借合同》实际上是《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的实施细则。根据史料记载，1901年5月，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司格达按照港督卜力意见照会两广总督陶模，提出“新租界水面英国之权至于何处一事”正是次年在西冲大鹿湾竖立石碑的起因与前奏，它们在时间上是吻合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冲大鹿湾新发现的海域权属界碑是英方依据《香港英新租借合同》所规定的英国东经线114度30分所立的东部界线。《合同》签字后，港英当局藉口《合同》内有“潮涨能到处”文字，经常派船闯入大鹏、深圳两湾自北面入海各河口，甚至远及各内河沿岸的一些村庄，诡称此等地方为“潮涨能到”之处(“潮涨处”在碑文上赫然入目)，英方有权前往。为此，清政府与港英当局屡次发生争执。因此，基本可以证实，界碑就是1899年3月18日中英两国结束对新界北部勘界后，英方于1902年为维护自身权益，为标明东部大鹏湾界线，向中方提出“英国之权至于何处”的问题后，英方单方采取的一次竖碑行动，其目的十分明确，即提示zhongguo船只不得向西越过英国东经114度30分界线。此勘界碑的竖立正是英国殖民zhuyi武力逼迫清政府所采取的“租赁”新界，想达到长期侵占zhongguo领土的行径。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顾问、香港地方史专家、军事史萧国健博士说，英方刻制石碑有如下特征：一、多为方形基座；二、有中英两国文字；三、一般在碑石三面书写文字。以上特征与新发现的界碑基本是一致的，如今香港还有二块相同形制的英制石碑和西冲新发现的界碑基本是一样的。
孙霄认为，西冲大鹿湾新发现的中英海域权属界碑属英方的单独行为，因此，碑文未留下“大清国光绪年”的记载也就不难理解了。界碑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深圳目前没有“英权海域界碑”实物的空白，而且由此证实该界碑与沙头角勘界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界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界碑为英方所竖立，他们为证实自己的侵略行径而在大鹏湾留下了永远的历史见证。孙霄告诉记者，他将在本周六专程前往香港，就此界碑和香港的有关专家进行研究。他还表示，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新发现这一距今已有105年历史的界碑，足以证明英国殖民zhuyi侵略和瓜分zhongguo领土的历史，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的意义。建议我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尽快采取保护措施，以免界碑丢失和再遭损坏。考虑到界碑已经移动和损伤，建议尽快研究将西冲大鹿湾新发现的中英海域权属界碑移交我市有关专题研究中英勘界的博物馆收藏保管，以发挥文物所具有的证史和爱国zhuyi教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