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新剧团的大型清装京剧《巴山秀才》从同名川剧移植而来，改编、导演、主演均为京剧名家李宝春先生。冬夜，该剧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以一种简约、细腻的南派风情征服了北京的观众。
李宝春是李少春之子，京剧文武老生，曾经是zhongguo京剧院演员，上世纪80年代远赴海外发展，故而，对于zhongguo内地的青年观众来说，李宝春无疑是一个既有些眼熟又完全陌生的名字。李宝春先生在台湾大力发展京剧，移植了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曹操与杨修》，改编了《大破祝家庄》、《十五贯》等传统戏，还上演了《孙膑与庞涓》这样的新戏，引起极大反响，促进了京剧在宝岛台湾的传播。李宝春的父亲李少春被称为“李神仙”，能文能武，还能做唱腔设计，堪称zhongguo京剧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全能型演员，而李宝春在表演上文武并重的同时，能够自己改编、导演剧本，无疑是对乃父才华的继承与发扬。
《巴山秀才》讲述了晚清巴山秀才孟登科为民鸣冤，终成为zhengzhi牺牲品的悲剧故事。该剧的川剧版由魏明伦、南国创作于20多年前，在当时就造成极大的轰动。京剧版《巴山秀才》延续了川剧的批判力，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晚清官场的腐败，同时颂扬了百姓的侠义精神。
剧中，孟登科一个小小的秀才，起初胆怯、懦弱，“书呆子”气十足，对政府、官吏抱有极大的幻想，终在官兵血洗巴山，自己告状无门，反而挨了四十大板后，坚定了自己告状的决心。孟登科从始至终，对朝廷是怀有希望的，和普通zhongguo平民一样，渴望清官；同时作为知识分子，他也渴望高中状元、封官加禄。故而，当他以为钦差能够为民作主，同时自己又得到朝廷嘉奖时，他喜洋洋、美滋滋地被诓饮下西太后御赐的du酒；而“巴山血案”不过是砍了奉命屠城的李有恒的脑袋而已，另外两个主犯——下“剿札”的总督桓宝、诬告巴山灾民作乱的县官孙雨田逍遥法外。
当孟登科第一次上告失败后，他在旅店大发感叹，觉得朝廷昏暗，正义无法伸张，这情怀与“夜奔”的林冲是何其相似。可能父子连心，李宝春在剧目选择上与其父李少春有着相同的审美意识，李宝春的《巴山秀才》和李少春的《野猪林》所展示的都是有识之士对腐朽吏治的幻灭。林冲被逼上梁山，孟登科则枉送性命，皆具有悲剧英雄的味道。对官场的看透，对正义的坚持，可以说是李少春、李宝春父子的共通之处。
《巴山秀才》里，“巴山血案”的始作俑者孙雨田是科举出身，念了那么多年圣贤书，可贪赃枉法，坏事做尽。大字不识的袁铁匠、歌伎霓裳，尽管身份低微，却葆有一颗正直的心。袁铁匠救秀才夫妇而亡，霓裳智救秀才，赠金、偷“剿札”，显示出侠义的情怀。也许，孙雨田初入官场的时候，也曾想做个好官，但zhongguo官场通常是“进去时是有为青年，出来时是和珅”，而清官很难有所作为，不知不觉，青年官吏就随波逐流地堕落了，贪官、昏官当道，官官相护，就像《巴山秀才》中的桓宝、李有恒、孙雨田，如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巴山血案”三人都有份。而桓宝、孙雨田决议让李有恒“顶缸”，也是官场上惯用的丢车保帅伎俩。
“巴山血案”惊动朝野，钦差来到成都，桓宝安排了一系列接风洗尘节目——夜宴、歌舞助兴……这亦是官场常见现象。中央大员时常就在这吃喝玩乐的招待中，顺水推舟卖地方官员一个面子，徇私舞弊，可以说，《巴山秀才》对官场的揭示是十分深刻且生动的。（乔宗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