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心创作 员工有归属感
人文社内部把60年的发展划成了几个阶段，出版“白皮书”和“绿皮书”在内的前17年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到了“文革”，潘凯雄说“文革”10年是第二个阶段。即便是在这十年里，回过头看，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包括《麦田守望者》在内的那一系列“黄皮书”。“文革”时期，人文社内部发行一套“黄皮书”，出版了许多苏联和西方的现当代小说，那批书印制也很简单，就是黄皮子上印的黑标题，却给当时封闭的zhongguo打开了一个小窗口，这里面的很多书后来也都是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代表作品。
屠岸正是在“黄皮书”陆续出版时进入到的人文社，从1973年进社到1987年，屠岸一直负责社里的编辑工作，离休后还参加编审委员会。从1973年到现在，38年的时间，屠岸说他始终把人文社当成自己的家。
屠岸那时负责小说北组里的河北省和辽宁省，如果当地有新人出来没发现，就是编辑有责任。好的编辑就像伯乐和卞和一样，能够挑出千里马和和田玉。
挑出好苗子，人文社是愿意尽己所能去培养的。屠岸说，人文社过去有个客房，专门请作家到那里完成创作。冯骥才还默默无名的时候就受邀住在客房里面，墙上填满的都是他的画作，他就埋头写东西。有些作家经济有困难，社里就预支稿费或是给一定的生活补助。有个女作家叫竹林，在上海没有地方住，有个学校帮她解决了住的地方。人文社的时任社长韦君宜到上海的时候，朝那个校长三鞠躬，韦君宜说，感谢你们支持了文学。
不光是对作者好，人文社里的许多员工对出版社都有一种归属感，比如青年读物编辑部的王瑞琴，她1977年来到社里，社长韦君宜请了王力、冯至、启功等大家给他们组织的学习班讲课，每半个月写一次论文，每半年考一次试。“大家起早贪黑，比现在的大学生还努力。”社里的工作也是老带新，还有文学月会，大家一起讨论一个文学选题或者文学现象，王瑞琴还记得他们讨论过什么叫“愤青”什么又叫“黑色幽默”。1989年有别的出版社来挖王瑞琴，她去新出版社上了两天班，不喜欢那边的气场，还是选择留在人文社。后来又有出版社找过来，开出很诱人的条件，她也都不再动心。“如果到过很多地方再回来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当踏进人文社就有一种亲切感，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引领80年代的文学繁荣
在建社60年里，屠岸说，人文社也好几次抓住了社会发展中的某种机遇或者说是时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潮发生变化。1979年2月，人文社召开了一次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会议开了六七天，人们畅所欲言。当时有3部作品，一部是冯骥才的《雕花烟斗》，一部是竹林的《生活的路》，还有一部是孙颙的《冬》，都牵扯到对文革的分析，当时出版社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出这些书，太冒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出。那一次的会议，83岁的茅盾坐着轮椅也来参加了，他看过图书大纲后，说这些书可以出。屠岸回忆说，茅盾坐在台上，台下三个作家和他对话，作家们大受鼓舞，整个开放起来，影响了全国的文学创作。虽然当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已经打响了两炮，但是这次会议之后，全国的局面就都打开了。
屠岸在社里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被社里划分为文学时代。潘凯雄说，那时写一篇小说可以农转非，真的是小说可以改变命运。70年代末，王蒙的《青春万岁》、魏巍的《东方》、冯骥才和李定兴的《义和拳》等。到了80年代，还有一批文集的面世，包括《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文集》。
这几年在大陆非常受关注的港台文学，也是这个时间才由人文社开先河最先引进的。屠岸说，1979年社里出版了《台湾小说选》之后是《台湾诗选》和《台湾省散文随笔选》，此后大量的台湾作家作品才开始被引进。人文社自己就相继出版了白先勇的《台北人》、《孽子》，陈映真的《将军族》，於梨华的《考验》，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施叔青的《维多丽亚俱乐部》，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北京法源寺》以及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系列等。
书生办社也能成功
到了90年代，zhongguo社会的大背景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人文社也面临转型期，潘凯雄说，“转的比人家沉重，但是好歹转过来了，不转过来就完蛋了。”以前有人讽刺书生办报，说书生办报会办得很糟糕，那人文社就是名副其实的书生办社，在人文社的队伍里，从领导到编辑，里面有一批作家、诗人、翻译家，这个团队的好处是能够体会作者、译者的创作甘苦，但在面对市场化的时候，缺点也会出现，屠岸说，在管理、推销、营销方面就不擅长，比如曾经有一度，发行部的人才就不被重视。屠岸说，自己的继任者聂震宁完成了转型期，在开拓市场上有许多新办法，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新世纪以来，潘凯雄将人文社归为快速发展期，发货码洋，销售利润成倍增长。《哈利·波特》就是人文社在快速发展期的一套重点产品，自从2000年10月登陆zhongguo以来，仅5个月的时间就印发了近百万册，现在的累计销量也破了千万册。
如今走到60年，人们喜欢在回顾的同时进行展望，但潘凯雄说自己最不喜欢预测未来，他喜欢说的是，该坚守的坚守，该自我超越的自我超越。就如同他回顾自己在人文社的这几年时光，“一天一天好像就那么过的，我始终觉得图书出版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平平稳稳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一天一天走过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过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宋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