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有“故宫”，是从爷爷嘴里听到的。在我家乡人的眼里，爷爷算是有文化的人，能看《纲鉴》，喜欢讲古。《纲鉴》是按帝系编年的，而皇宫，则是皇帝生活和处理一切军国政务的主要舞台。所以凡和皇帝有关的历史掌故，他总会联系到自己去过的故宫。听得那些庄稼人啧啧称奇，羡慕不已。
爷爷进故宫看钟表
爷爷生于清光绪年间，到辛亥革命清帝退位那年，他已年逾弱冠。家里请的私塾先生，他先后念死了两个，然而不要说举人不曾中得，就是秀才也没有混上。所以，当故宫还不叫故宫，而是皇宫时，他是无缘得进的。但是他说，他见过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车驾。那是庚子年，在新丰街上，八国联军打到北京，西太后带了光绪皇帝仓皇逃出紫禁城，经山西入关中。爷爷是从我们上何屯赶到新丰街上看皇帝的。因为是蒙尘逃难，警戒松弛，爷爷那年只有十岁，居然从跪迎圣驾的百姓中看到了坐在车里的光绪。据他说皇帝很年轻,有一个白胡子的大臣给他留下了更加难忘的印象。爷爷到故宫看皇帝坐过的龙椅和金銮宝殿，是在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从紫禁城里赶出，次年10月10日又成立了故宫博物院，老百姓花钱买票就可以进去参观之后。
那时我的姑祖母住在天津卫，我的姑祖父在那里开纱厂。姑祖母便把她的大哥，即我爷爷，从陕西乡下请来游玩。天津没啥看头，爷爷很感兴趣的是北京的故宫。当时门票要一块现大洋，不便宜。他开门进，关门出，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看得还不仔细。爷爷没有讲故宫的书画珍品，他对此不感兴趣，他虽然能看《纲鉴》，但一辈子提不起笔，我就从没看见过他写字，那些宫殿建筑他不懂，高台黄瓦，斗拱飞檐。他给人讲得最多的还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钟表，还有那些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的奇珍异宝。这也是乡下人特别感兴趣、也特别爱听的，爷爷时不时的讲述，让我对那神秘的故宫有了渐多的渴望。
我进故宫缘“赶考”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我母亲的舅表哥在北京卫戍区当师长，母亲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找亲戚帮忙寻个工作。我那时正在西安上中学，不想放弃学业。尽管也知道，到了北京，就能看到龙椅、金殿，以及奇妙的钟表和珍宝。便对母亲说：“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要靠我的本事。”我还说，将来我自己不仅要奋斗到北京，而且还要接她和父亲到北京看看故宫。母亲心里很高兴，便说：“那我们就等着享你的福，去逛北京了。”我当时开的其实是一个空头支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北京，能兑现我给母亲许下的逛北京、看故宫的愿。
我有机会进北京是在1959年，新zhongguo成立的第十个年头。那年夏天，我和西北大学的两位青年教师一同到北京报考研究生。考完试，我们商量去看看北京的文物古迹。如果研究生不被录取，也不枉来一趟。那时，作为国庆的献礼工程，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还没有完工，天安门广场上一派繁忙景象。我们进故宫是走天安门，在五凤楼前驻足，购票，票价一元人民币。
我进了太和门，远望太和殿的层台丹陛、雕阑玉砌，以及丹墀台前阔大的砖砌广场，觉得殿宇有一种威严感、震慑感。心想，这里不仅是整个紫禁城建筑群落的中心点，也是整个京城龙脉的中心点。
那时，广场的砖缝中已长出了一些青绿的细草。想当年，那些大小臣子走到这里定会有一种细草一样的感觉吧。他们要在威严的帝王面前，沐浴皇恩雨露，然后山呼万岁。虽然这些官员在草民面前，一个个威风八面，但到了这里，却肯定连砖缝里的这些细草都不如。
太和殿是举行重要的朝会大典时皇上接受朝拜的地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形容的大概就是类似的盛况。那次游故宫，我们花了一整天，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诸殿看了，军机处、东西六宫、御花园，还有钟表馆、珍宝馆等，也都跑了一圈，出来走的是面对景山的神武门。
除了爷爷和姑祖母，我是老何家第三个进故宫的。故宫归来，不免有点怅然，因为是来报考研究生，便很有些进京赶考的举子的感觉：固然青云路窄，但谁也不希望名落孙山。我当然知道，故宫是当年科举制度之下进行殿试、皇帝钦点状元的地方。如今早已没有了名义上的皇帝，研究生是否被录取跟故宫也毫无关系。然而既是考试，应试者在揭榜前的那种没有着落的心情，应该说是古今一样的。我想，即使榜上无名，再无缘进京，我也毕竟和爷爷一样，在故宫逛了一天。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1960年，我的《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先是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连载，接着中华书局在《杜甫研究论文集》中收了这篇文章，我拿着先后得到的100多元稿费，准备兑现向母亲许的愿：来北京游玩，特别是看看故宫。因为钱少，只够一人花销，所以父亲先不来，况且两个弟弟尚年幼，家里也不能没人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