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范围来看，魏晋南北朝和南宋是中华文明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两个时期，其突出表现是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南北文化全面交汇与融合。
就江南社会而言，两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魏晋时期是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融合和改造中原文化。一方面，zhengzhi重心的南移和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引发江南社会空前规模的开发热潮，地域文明发展水平获得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南迁的中原文化在江南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与趋向：原本以清谈和浮虚为特点的玄学走向平实，逐渐与儒、佛融为一体；因烦琐、迷信和脱离实际而一度陷入消沉的经学转向简约和务实，由此呈现出新的活力；门阀士族制度虽在形式上仍得以延续，但其强调门第等级的核心价值观却走向解体，南朝历代皇帝无一不出身庶族，便是对士庶有别观念的一种颠覆。相对而言，南宋时期的南北文化互动更多地是在江南的主导下展开的，其重点已不是江南社会如何适应中原文化，而是如何推动中原文化的转型，实现中华文明内在结构和发展体系在新历史环境下的相应变革。因此，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理学思潮的发展和成熟，还是以市民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全面兴起，抑或都市文明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变革，都是在江南社会的引领下进行的，带有江南化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zhongguo社会不仅基本完成了空间发展格局的重心南移，而且实现了由中原主导的内向型大陆文明到以江南为代表的开放型海陆文明的转变。
开拓创新：从“边缘”到“主流”
无论是自主开放还是灵活变通，都是江南社会面对中原文化的扩散而作出的反应。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来说，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江南社会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文化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江南在大一统文明体系中所处地位的转变。
整体而言，汉唐时期的南北文化交流，虽改变了江南地区的“化外”状态，也导致中原文化的一系列调整，但并没有动摇中原文化在统一文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充满自信和极具浪漫的“盛唐气象”，正是中原文化走向鼎盛的反映。不过，在这种现象的背后，zhongguo社会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晚唐以降，尤其是入宋以后，伴随着江南社会的全面飞跃，这场变革日益显现出来。
唐宋之际江南社会的腾飞是在开拓创新的基础上出现的，许多方面是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反拨。佐竹靖彦认为，宋代的社会变革“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说此期zhongguo社会开始由农耕文明时代转向城市文明时代似值得商榷，但城市在江南社会的变革中确实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从原本高度统一和封闭、保守的统治据点，到多样、开放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和商品市场中心地，城市形态的这种转变，引发了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系列新动向。在社会领域，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冲破了传统世袭性社会士、农、工、商截然区分的身份限制，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在经济领域，城市工商业的兴盛和市场活动的扩张，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越来越多呈现出商品化趋势；在文化领域，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表明社会文化重心开始由士人阶层转向社会大众；在思想领域，市民意识并不局限于重商逐利的价值观，还包括平等自主的社会观、求富裕的人生观和ziyou开放的生活观，这些观念的不断传播，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意识产生很大的冲击。所有这些变革，使江南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不仅冲破了长期以来由中原文化引导的社会模式，而且跻身中华文明的主流行列。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开拓创新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互动意识，成为江南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即便在专制统治日益僵化的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依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无怪乎康熙由衷地赞叹：“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
作者：陈国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