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规划香港城市大学艺廊的展览项目，明报月刊的潘耀明提议，大家可以联手，回家整理一下过去的通信，举办个当代文人学者手迹的展览。他说，自己手中就有不少书信、手稿以及书画，其他老编辑也收藏了不少。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当编辑，与作者书信往来，都靠手写，也就留下了不少作者手迹。那时计算机还未流行，更没有“伊妹儿”传递信息，作家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虽然可以海阔天空，让想象翱翔在云端，但是写作的具体方式，却和传统手工艺的匠人一样，都属于“手工业劳动”，在稿纸上“爬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三四十年下来，许多老学者、老作家已经驾鹤西归，手迹也成为珍贵的墨宝了。现在回头一看，斯人已去，只留下我们无限的怀念，那么，只字片纸都成了唤起记忆的珍贵材料。
大家都说这主意好，就分头去整理材料。计划先征集出版界朋友的收藏，再集合学界的论学信札，初步参与的有潘耀明、萧滋、陈万雄、张隆溪及我，都得回家去翻箱倒柜一番。谁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以我自己为例，1970年代编过《抖擞学刊》，1980年代编过《九州岛学刊》，与海内外学者的联络全靠书信，接到的来信与稿件实在不少，都收到哪里去了呢？仔细一想，几十年来曾经搬家多次，每次都像遭过兵燹，书籍、信札、文稿总是丧失不少，让人联想到王羲之的《丧乱帖》，“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从美国搬到香港，因为开学在即，走得匆忙，全靠亲友代为收拾家当，把大批中文书刊送给了法拉盛图书馆，有些剪报及文档都当垃圾处理掉了。运到香港的文档，则与藏书及其它杂物患难与共，在货仓中储存了十年之久，实在不知从何找起。
记得我在1970年代末期回大陆探访前辈学者，当时正值拨乱反正，许多受到zhengzhi运动冰封禁锢的文人学者总算回暖，得以喘一口气，觉得我们这些来自海外的年轻人居然愿意拨开历史的迷雾，千里迢迢前来问候，就对我们特别亲切，青眼相加。相处时间一般不长，却总把我们当作“海外知己”，也就有了接续的书信往来。我从来鲁钝，除了对前辈所托之事必须报告，总觉得不该打扰前辈清听，很少主动问询，更没想到索取墨宝作为纪念。即使如此，还是和老学者如侯外庐、傅衣凌、钱锺书、郑天挺、顾廷龙、王毓铨、赵景深等人有过书信往返。更与一些老作家如巴金、沙汀、吴祖光、茹志鹃有所交往，谈文论艺，收到过他们手写的信札。记忆中是好好收存了这些书信手迹，但是，现在要找，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回想起来，前辈学人给我写的墨宝，最有收藏价值的，大概是顾廷龙为我写的杜甫诗长卷了。可惜在纽约时，还没经历搬家之厄，手卷就已从我书橱之中莫名其妙丢失，让我偶尔生出小人之心，怀疑是哪个亲友或者学生顺手牵走了。
那一年是1989年，顾老已经八十六岁，应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之邀，首次访美，只身一人，探访美国东部的几个大图书馆。他的弟子沈津怕老人远在异乡，举目无亲，又不谙英语，没人照料，特别托我担起照料老人生活起居的重任，安排他住在我家。于是，我就当了一个星期的书童兼司机，早上给顾老煮粥，配点唐人街买的酱瓜、皮蛋、豆腐乳，白天陪同参观纽约附近各大图书馆的东亚部。没有外出安排的时候，就请他留在家中看书休息，后来觉得他有点无聊，就问他是否想写字。顾老很高兴，向我要了文房四宝。我那时已经多年不练书法，家中虽有笔墨砚台，却没有宣纸，只好四处寻访，最后只买到了一卷日本书法用纸，好像有个十来米长。顾老看了看，说纸的质地太紧密，勉强可以对付着用。
于是，就问我写什么。我说，杜甫秋兴八首，如何？老人家想了想，拿起我书架上的《钱注杜诗》翻了翻，好像还皱了皱眉头，撇撇嘴，最后说，写咏怀古迹五首吧。他坐在我的书案前，端端正正开始写，写了两个上午，从“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一直写到“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每个字都核桃大小，工工整整，衬着皎白的日本纸，显得墨色如漆，有点耀眼。他的字有颜体风范，但在厚重沉稳之中，别有一种学者的矜持，特别端庄大方，好像余叔岩的唱腔。这幅长卷，我郑重地收到书橱里，还没能抽空去裱，就胡里胡涂失踪了。但愿还留存在天壤之间，只要艺术长存就好，至于到了谁的手上，我也不会追究了。
想来伤心，就跟潘耀明说，先展你的收藏吧。我的文人学者手迹，大多数都像顾老写的杜甫咏怀古迹长卷，只存在记忆之中，展览却有点困难，或许以后哪一天也像河图洛书那样，重现人间，那时候再展吧。
（郑培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