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从刚刚他讲的这些地方就了解到，我们如果要认识鲁迅其实有相当相当多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就因为我们隔的时代太远，不止隔的时代太远，其实你说长久也不长久，只有短短几十年。真正隔开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所经历过的东西，使得鲁迅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能了解他那个时代发生什么事。
陈丹青说了一个很妙的话，他说，“其实不是我们不了解鲁迅，而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一种人”，我们现在看看鲁迅那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他说到，“鲁迅青少年时期，zhongguo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dang，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
“他住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庶孺，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他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dang要人，如蔡元培和陈毅。有的是gongchandang要人，像陈独秀、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dang人又是gongchandang人，像是郭沫若、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dang国重臣，比如说胡适，还有很多无dang无派的文人”。
然后就说到鲁迅跟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都不太可能像他们这样交友了，他们中间，有置身言行的空间，跟我们这几代人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体验，是我们不能想像，不能亲历的。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他的代价就是我们没有了这种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
然后他又说到，比如说像当时这种异样，最异样、最异端的是哪？当然就是租界上海，好几次宋庆龄都劝鲁迅，要他逃亡出国吧，他不肯，我想留在zhongguo，留在哪里呢？那就只能去租界了，虽然租界也是外国的势力，但是租界到底能够容得下他。
然后这里面陈丹青写的很漂亮，他说，“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与新村和内山书店的时候，年纪轻轻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轻的张爱玲正在圣玛利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的时候，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然后他就说到，“那个时候的人物就选择了这样的城市，跟它过不去，跟它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给他们想像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然后他就说到，“那一辈人跟我们这一辈人不一样，我们这辈人其实连骂那辈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们整个人都已经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