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崇祯下令大幅度裁撤驿站。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让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活大量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到农民起义的行列。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３０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其实，崇祯的“节俭”美德不仅是在帝国将亡时才雪上加霜，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把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为历朝所罕见。一个知县的月薪是７．５石，约折价１０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６１石，还不到１００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祝寿时，只能“市肉二斤”。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为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缴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老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潜规则可循，这本身也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但崇祯除了是个节俭zhuyi者外，还是一个理想zhuyi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zhuyi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原因，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疏给崇祯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员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做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阉dang死laohu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５００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５００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性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发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潜藏着一种极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身边的所有人都抱有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拔：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至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崇祯朝的１７年中，崇祯一共任用过５０位内阁大学士，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１３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１７人，刑部尚书１６人，工部尚书１３人，都察院左都御史１３２人。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令崇祯满意的官员。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降贤臣于当世，还是崇祯自己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杀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