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夏天搬到港大山脚下的坚尼地城海傍，隔两条街就是维港。楼下叮叮车道和数十种公共汽车，一大早市声斐然。小市民的西环，让人从不曾想这里有什么浪漫。就这样，我在家和公司之间两点一线，做了好几个月宅女。
前两天，在街边地产商的橱窗广告偶然看到几个字：学士台，一下子吸引了我。回家翻开港版的《今生今世》，果然胡兰成这样写道：“我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住在薄扶林道学士台，邻居有杜衡、穆时英、戴望舒、张光宇、路易士，他们都是文学家或画家……”翻出地图来看：不得了，抗战中期，这文人荟萃的学士台竟就在山上，直对我家！无论如何也得上山拜一拜。
站在西港城往薄扶林道的自动扶梯，一路回转向上，窄街上一幢幢花花绿绿，玩具火柴盒般的细长楼逐渐低矮下去，越来越稀疏。我也似乎从窄街上熙攘的世界抽离出来，静看身旁依山生长，触手可及的花树。
到山腰就开始下小雨，雨水打在山石上，空气里有一种土腥。踩着雨水洗过的薄扶林道，不由想起香港开埠以前它的名字：薄凫林。我喜欢这凫字，日薄凫林，不像薄扶林那样没有情味。
望见路口砖石上的隶体字：学士台，多几分朝圣的心情。这路口两旁尽是高楼，从山坡拔耸而立，哪里才算学士台呢？向下弯到一处平台，正在打太极拳老人答：这层这一栋，还有左右各一栋，是学士台。他又指示我，沿着一段段台阶往下走，每个平台都是一条小街，背山面海，依次是学士台、桃李台、青莲台、羲皇台和太白台。嚯，原来名字全是李太白诗里的典故。
老楼当然早已不在，山坡深幽的气氛，仍让人感到昔日文人雅集的风光。这里简直不像香港。没有山下的喧嚣，没有街道上蝼蚁般的行人，没有叠峦一样的广告牌。山上的树得到常年的雨润花泽，长得格外高大。
拾级而下，竟来到一处庙，匾额上几个石刻金字：鲁班先师庙。匾上门墙有壁画，色彩清雅。这庙的两进屋檐，皆是方正的官帽形状，檐角上华丽繁复的石湾陶雕，动物人物俨然，似不是近代所为。一问，原来是光绪年间，三行（指木工、打石和水泥行业）的同业人士集资兴建。
庙前有棵老樟树，臃肿的腰，粗糙的皮，掉落的黄叶居然有巴掌大小。我站在这樟树下回头向上望，学士台下面的灰色山墙，斑驳苍凉。这山墙，这老树，这古庙，却必是那激流暗涌的民国年代，那些因抗战而南下文人们也见过的。７０年前，他们在这个小岛上，或许常常从这石阶攀下去，走到海边，思索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前途。那时，胡兰成正在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在蔚蓝书店研究战时国际情势；穆时英望着午夜三点钟山坡上的万家灯火，听着基督教的祷钟和祷歌，怀恋着八一三陷落的故乡上海；戴望舒则用“残损的手掌”，抚摸满是灰尘与血泥的大地。
在历史显微镜下，从风起云涌到风流云散，学士台所展现出现代文学史和绘画史的细部，呈现出无限的丰富与复杂性。风往哪个方向吹，人又应该往何处去呢？
我在老树下发着呆，从门外望见鲁班庙堂中的木匾，上悬：巧传万世，两边对联：规矩常存，绝巧工而溯神圣；道器同贯，由格物以阐治平。
这对联和那时代是应和的。也只有鲁班庙，才能与文人们相和谐。顶上有十字架的基督堂，传统的佛寺，立在这里都不相宜。那鲁班庙，在冥冥中敬畏着人与历史的力量，确又是典型zhongguo式，草莽小民的。
可惜昔人往矣。(徐方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