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近来我在回忆往事时脑海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的声音笑貌，那就是廖公（廖承志）。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zhongguo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50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
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
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zhongguo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民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这当然与当时中央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联部副部长——编者注）。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zhongguo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zhongguo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能望见zhongguo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半开玩笑地告诫zhongguo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各种监狱共坐过7次——日本3次，荷兰1次，国民dang2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1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5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廖公在两个人面前绝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有一次，在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zhongguo定居直到去世），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zhengzhi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198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惊闻廖公去世的消息，黯然神伤许久。他才75岁，不能算老，在zhongguo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摘自《资中筠自选集》，有删节，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