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新会在老屋里写作这是一双扶犁之手。关节粗大，手掌满是老茧，手背上则是像鳞片一样的皮肤，有几处还因天气寒冷干燥而皲裂。
正是凭着这双手，山西省沁水县农民霍新会洋洋洒洒地写出300余万字的地方史志，有县志，有村志，还有一些专志。
尤为难得的是，在zhongguo当代史的3个节点上，霍新会都在史册中留下自己的文字。第一个节点为1965年，“社会zhuyi教育运动”在当地搞得轰轰烈烈；第二个节点为1980年，改革序幕在当地刚刚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个热门词语；第三个节点为2003年，关于“煤老板”的故事，正在各地流传。
“人活一辈子，不能忘本。我是有点文化的人，我要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大家。”霍新会说。今年他虚岁70，身体开始哆嗦，走路略有蹒跚。
有些话是违心的，可当时必须那么写
农历正月还没过完，沁水县野鹿村里已经找不到一丝过年的气息。一些人家大门上的春联已脱落。还有一些人家，人早早跑到外地打工了，紧闭的大门前被风卷来一团团杂物。
2月中旬的一天，阳光暖煦。村里杂货铺前，几个老头在晒着太阳下象棋，偶尔会为悔棋的事争执一番。霍新会裹着一件藏青色棉袄，双手缩在袖筒里，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经历过风风雨雨，他已经变得不太喜欢说话。
年前，他在同县的胡底村写村志。正月十五刚过，他就和对方联系，想早点去干活，早点拿到薪水。可对方说，天气太冷，怕冻坏他的身体。于是老人就闲了下来，等待对方通知。
胡底村志是他编写的第6部村志。前5部村志，有3部已经出版，一部正在校对中，还有一部是写本村的，手写本，野鹿村里只有一本，保留在原村贫农协会主席的儿子手中。
这本村志，纸张已经泛黄，四周卷起毛边，封面上，用毛笔字写着“沁水县端氏公社野鹿村村史”，落款日期为1965年3月2日。
当时，野鹿村的“社会zhuyi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公社书记带队在此扎点，提出要大队写一部村史，希望群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场运动始于1962年。次年，毛泽东指出，要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群众。此后，各地开展访贫问苦的活动，请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并通过写史的方式，对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野鹿村的第一部村史，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霍新会22岁，是村里的记工员。
土改时，霍新会的父亲因为拥有两头牛、5间土楼房以及20亩薄地，成分被划分为“上中农”。为此，霍新会吃尽苦头。
上初中时，他追求进步，一遍遍写入团申请书，但组织上始终不批准。上学期间的助学金，贫农出身的同学比他要高一倍。一旦与人发生争执，如果对方“根正苗红”，那他这个上中农出身的人“天然不对”。
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家庭出身也是上中农，因为和一个家庭出身是贫农的同学发生纠纷，被老师撵出学校，从此失学。
初中毕业后，他未能考上高中，便回村参加劳动。“那个时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表现可积极了。队长还没敲钟，我就出门上工。收工的时候，大家都赶着回家，我还要留下来干活。”霍新会回忆道。
积极表现的结果，就是为他换来记工员的工作。这个职位，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干活不累、又能拿到一个工分的职位。
与此同时，他开始给当地的报纸投稿，记录大队里的好人好事。偶尔，报纸上会刊登他写的“豆腐块”。于是他在村里便有了“秀才”之称。
接到写村史的任务后，他决心好好写，以图“zhengzhi进步”。
白天，他照常记工分，抽空就和一些老贫农聊天儿，让他们讲富农如何剥削自己的故事。晚上回到家中，他就伏在昏暗的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写。
半个月后，他与本村另外两个社员，写出了野鹿村历史上第一部村史，共两万余字。霍新会写了一万字。颇有趣的是，编写村史的3名社员，均是上中农家庭出身。
在这部“贯穿阶级斗争一根红线”的村史中，编撰者历数地主富农的种种罪恶，以激发“修房的睡露天，织布的无衣穿，养猪的不见肉，栽树的不见果”的阶级仇恨。
从标题可见一斑。村史分5章，其中前4章的标题分别是：“八家老社掌村权、作威作福欺压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重重剥削”、“旧社会：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以及“旧社会恶习害人，破家产妻离子散”。
“写的时候我紧绷着一根弦儿，不敢写地富反坏右的一点好，也不敢写自己对生活的一点不满意。”霍新会说，“现在看来，有些话是违心的，可当时必须那么写。不那样的话，一来我挣不到工分，二来我可能被批斗，三来写东西也通不过，还得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