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他们锐意进取，开风气之先，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不懈追求，成绩卓然……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跨世纪的大师，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重温一个时代的精髓。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率先把zhongguo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zhongguo哲学理论体系。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
在汤一介家里，四壁皆为书架。他说，另外还有四个地方装书，两个是办公室，一个是租的房子，此外还买了一个房子装书。去年，汤一介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5万册藏书，包括父亲、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留下的全部书刊、手稿和照片一并捐赠给了北大。“我如果不捐，等我不在了，它们就散了，而我捐给北大是整体捐的，大家都可以利用。”
如今，一代儒学泰斗，还在为zhongguo的传统文化全力拼搏。尽管身体时好时坏，但他的研究工作、社会活动基本没有停歇，他平静地说：“能做的都做吧。”
国学世家
哺育“一介书生”
1927年农历1月15日，精通国学的汤用彤为呱呱落地的二儿子取名“一介”，即希望他成为有学问的“一介书生”。
汤氏一族是湖北黄梅的“诗书之家”，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为家训。父亲汤用彤先后就读于清华学堂、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大学和哈佛研究院，之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十余年，是我国一代著名佛学家、国学大师。母亲出身名门望族，汤一介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另外他是一个平和的人，很少与人发生矛盾，受他影响，我也很少与人发生矛盾。比如对曾批判我的人，我并没有认为他是不好的人。办什刹海书院（2011年9月落成，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时候，我照样请他来做导师，他也来了。有些事情人家不一定做得对，不要老记住这些，因为那有时代的原因。我现在请人来做什么事情，他们一般都没有拒绝，就是因为我平等待人，并不是盛气凌人。”
谈到与父亲做学问的区别，汤一介微微一笑说：“他可能比我更严谨，胡适曾说汤用彤先生对历史即使有道理可以讲通，但是没有证据他就不讲，他一定要有证据才下结论。我则比他敢想问题，比如雄心勃勃地设计着‘创建zhongguo解释学’，解释马克思zhuyi和儒学的关系等等。”
伉俪情深互称“先生”
汤一介与夫人乐黛云都已届耄耋之年，一个是哲学大家，一个是比较文学家，他们自喻为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相依相偎。有趣的是，他们之间互称“先生”。如今的“汤先生”和“乐先生”已步入60周年“钻石婚”，当年北大“一介书生”、“一代才女”邂逅的美好，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
“50周年金婚的时候，我们正好在瑞典开会，会后我们多留了一个多礼拜，住在海边的旅馆里，我们觉得那里是一个很好的休息之所，也很适合我们反思50年婚姻走过的历程。”汤一介说，“在我们的前50年相当长时间里有很多不幸，反右的时候，乐先生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她是摘帽右派，我是黑帮分子，都要被监督劳动，生活很困苦，经历‘思想改造’，都失去了自我，这是时代的悲剧。”在乐黛云被划为右派，并下乡接受“监督改造”时，汤一介坚持每周给她写一封信，并称她为“乐黛云同志”。
汤一介说：“反思我们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有一条，我们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反右的时候离婚的很多，我们没有离婚。虽然有很多困难不幸，但是我们过来了，那还是很不错的。”
“在6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反思，我们的岁月所剩无几，一个85岁，一个81岁，我们是安度晚年？还是继续为社会做奉献？这是一个选择。我们的收入足够我们过一个舒服的晚年，但是我们决定还是尽力为社会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其实，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授学于发达国家，包括永久居留在美国，但是“zhongguo永远是我们自己的国家”。“1983年我们都在美国，人家要留乐先生，我找个工作也很容易，但是我们老觉得我们的事业在zhongguo。1990年加拿大请我们去，授予我们荣誉博士学位，想永久聘请我们。我们只答应去做一年的客座教授，因为我们觉得在那儿可能做不出成绩来。”那个时候的他们也都喜欢音乐和旅行，在国外讲学赚的钱常常会在之后的旅行中“挥霍”掉。
晚年的汤一介和乐黛云并没有闲下来。“每天上午一般都各忙各的工作，11点半以后，有太阳我们就出去晒太阳，午觉后我们起来喝一杯茶或咖啡，生活比较安静。”
如今，两位老人的子女孙辈都在美国安家，而且做的都是理工。对于这一点，汤一介曾深感遗憾，但如今也看开了。“我没有强求他们一定要走我这条路。遗憾也没办法，我不能决定下一代人的命运，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