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经常用谜题来测试智力。那么，来解开这个谜题：一方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智力是长期的个人特质，由人的DNA和胎儿大脑细胞生长决定；另一方面，从过去两三代人来看，在全球范围内，智商测验的分数有了大幅提高——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一个世纪以前大部分成年人都是傻瓜。
这个谜题几十年前由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发现，称为弗林效应。以美国为例，从1950年到2000年，智商测验分数平均提高了15分，并且还在继续增长，而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东部的年轻人中，平均每年智商分数上升半分。数据显示，智商的持续增长从上世纪早期就开始了，现在北欧已经达到稳定而发展zhongguo家正在急速上升。
将近20年来，心理学家不断证实这个发现，并且引起长久争论。有些观察者批评了对智力的定义。专家把智力定义为推理、理解复杂概念、抽象思维和解决问题的一般能力。他们认为智商测验可以测量智力。批评者认为，这些测验流于表面，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智力，比如说情绪智力或者智慧等更加深层的特质。由于研究者无法追踪智慧的历史趋势，所以他们就着眼于显而易见的智商的历史增幅。
也许有人会怀疑测验变得简单了，但是没有。事实上，为了使平均智商保持在100分，测验变得越来越难。另外一些人争辩说，我们并没有真的比祖辈聪明，只不过现在人们在学校已经学会如何回答测验问题。然而，比较容易学会的都与文化有关，比如词汇或地理知识，这部分分数没有多少变化。分数增加最多的是最抽象的部分，比如根据逻辑选择不同其余的图案。这就是说，得到提高的思维与课堂教学和文化学习毫无关系。
有些研究者认为，20世纪疾病减少和营养改善使得人类大脑更加健康。其他人包括弗林否认了生物学上的解释，他们指出在富裕国家人们已经获得现代的健康和营养，而几代人后智商测验分数依然在增长。
弗林效应的一个有力的解释是，我们比祖先更擅长抽象思维，因为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抽象。普遍延长的学校学习训练了人们的抽象思维，现代工作任务，比如装配机床或填写电子数据表等，加强了我们处理符号的能力。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充满了越来越多的象征性标志，比如汽车仪表盘或电脑桌面上的图案，我们也接收来自无所不在的媒体的抽象密码。现在我们很容易把事物按照抽象归类——榔头和锄头是工具，玉米是食物——而我们的祖先通常把具体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锄头和玉米是一类，因为锄头用来种玉米。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人类大脑的 “可塑性”。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实验是关于伦敦计程车司机的，研究结论表明计程车司机大脑中与视觉地图有关的部分变得密集了。研究显示，甚至老年人也可以扩展他们的认知敏锐度，并且改变他们的大脑。我们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过了20岁就注定变得越来越笨。
本已令人迷惑的弗林效应，如今成为另外一个谜题：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这个争论在1994年《弧线排序》出版之后达到白热化：多大程度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内在认知技能的不平等？多大程度上这种不平等是由环境造成的？该书作者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认为个人一生的成就由智力决定，而智力由基因决定。这一言论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假如人生的成就由先天的智力决定，胜过环境因素，那么为了达到更加平等的社会改造将会毫无意义。 （讽刺的是，赫恩斯坦和默里建议国家建立制度，来给那些遗传上注定愚钝和不成功的人收入补贴。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威克认为，对学生来说相信智力是一成不变的，会使他们失去努力的动力，从而使预言成为事实。在最近的一份论文中，她和同事们发现，假如人们被引导认为某人会变得更聪明，他们就会在教育投入和雇佣方面更倾向于这个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智力虽然根源于生物学因素，但是能够超越起点得到飞跃。我们也许不能在胚胎时期或出生时塑造大脑，但是我们能在生活中改造大脑和它的运用。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弗林效应，也许我们可以让大脑变得更聪明。
（编译 丁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