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州燕喜亭修建的年代，多种说法莫衷一是。那么，能否确定燕喜亭建于何年呢？答案是肯定的。
韩愈《燕喜亭记》曰：“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人景常、元慧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自是弘中与二人者，晨往而夕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既成，愈请名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可见燕喜亭由王弘中所建，韩愈自告奋勇给亭子起了个好名字，颂扬建亭者德行。
王弘中何许人也？《新唐书·王仲舒传》载：“王仲舒字弘中，并州(即今山西太原)祁(县)人，有文称。贞元中，贤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遗，改右补厥，迁礼部考功员外郎。坐累为连州司户参军，再徙荆南节度参谋。”可见弘中为字，因音同，有的人又称之为宏中，而仲舒才是名。唐官制考功属吏部，故“礼部考功员外郎”实为“吏部考功员外郎”之误刊，王仲舒的官职，应以《燕喜亭记》所说“吏部”为是。
至于王仲舒由六品郎官贬为八品司户的原因，韩愈主编的《顺宗实录》也有涉及：“贞元十九年(803年)，补阙张正一疏谏他事，得召见。正一与王仲舒等相善，数游止，诸往来者皆贺之。有与之不善者，告(韦)执谊，云‘正买疏似论君朋dang事，宜少诫！’执谊以恩时时(被唐德宗)召入问外事，因言成季等朋宴聚游无度，皆谴斥之。”《顺宗实录》编撰于元和初，与贞元末相近数年，故所载王仲舒等人贬谪之由及时间点均应无误。
《旧唐书·韦执谊传》沿袭了《顺宗实录》的说法，同书“李藩传”则载：“王仲舒、韦成季辈为郎官，朋dang辉赫，日会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会，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辈好为讹语俳戏，后召藩，坚不去，曰：‘吾与仲舒辈终日，不晓所与言何也。’后果败。”可见王仲舒及其同僚被人告发并遭重贬，与八小时外的言行有一定的关系，时间当在贞元十九年，只是月份难考。
《旧唐书·韩愈传》说：“德宗晚年，愈尝上章数千言，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韩愈《别知赋》，说“岁癸未而迁逐，侣虫蛇于海陬”，唐贞元十九年正是岁次癸未；其《同冠峡》诗言“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本诗作于赴阳山舟行湟水(今连江)之时，已是贞元二十年仲春，故可知韩愈贬阳山令，当在贞元十九年冬，比王仲舒之贬或稍迟数月。
《顺宗实录》又载：“贞元二十一年癸巳(正月二十三)，德宗崩，二十六日，上(顺宗)即位。二月甲子(二十四日)，大赦天下。”二月下旬顺宗大赦天下，王仲舒依例量移荆南参谋，韩愈量移江陵法曹，基于诏书长途传递的原因，他们离开任所的时间，应在当年三月末或稍后。需要补充的是，韩愈离开阳山北上，与量移江陵功曹参军的临武县令张署，曾在郴州滞留了好几个月，十一月到达江陵(今湖北荆州)任所后，遇见了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途中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的刘禹锡，他们之间有诗唱和为证。
由上可知，王仲舒与韩愈同在连州的时间段，只能是在贞元二十年夏至二十一年春。遇重大事件或新春正月，皇帝有时会以大赦天下的形式来庆祝，这也是地居蛮荒的贬官引颈以待的一种寄望，从《燕喜亭记》遣词笔调流畅轻快并预言王仲舒“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来看，当时他们还没有见到贞元二十一年二月顺宗登基大赦之诏，故判《燕喜亭记》作于贞元二十年冬。
王仲舒贞元十九年来到连州，对地方人情风土的了解，与佛寺僧人景常、元慧的交往，以至公务闲余修建亭阁，都有一个时间过程。连州为下州，王仲舒官居司户参军，职事低微，其上有刺史、别驾、司马，同级有录事、司仓、司田、司法参军，估计其以个人职俸领衔所建燕喜亭的规模不会太大，修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韩愈是看着这个小亭子落成的，不然就不会说“既成，愈请名之”，由此推及，王仲舒修建燕喜亭的确切时间，当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秋冬间。 黄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