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福建省南安市的打工者“沉尸葬母”案有了最新进展。当地警方就此案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称：嫌犯王小喜并非因付不起母亲的火葬费用才将母亲遗体沉海抛弃，王在其母病危之际，就已开始与人合谋将亡母沉尸处置，因为这样“可以省些麻烦”。根据王的打工收入，他有经济能力火化母亲遗体。王已涉嫌侮辱尸体罪，公安机关近日将向检察机关报捕。（12月9日《海峡都市报》）
不是无钱葬母含泪沉尸，而是“嫌麻烦”昧心弃尸。这个180度的变化，给了那些起初过度阐释的评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无情嘲弄了他们自作多情的“善良”。
稍早时，南安警方根据嫌犯王小喜的最初交代所做首次通报显示，王是个因无钱火化母亲遗体而含泪沉尸的孝子。因而，无人谴责他的弃尸行为，舆论反而一片同情之声——他成了一个生活在底层、连母亲死了都安葬不起的弱者。有人借此谴责丧葬业垄断导致的恶果，有人以此批判巨大的贫富差距，还有人反思起了现行医疗体制、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系统。
同情如潮，阐释迭出，几乎没有人回过头去追问事情的真相，没有人在评论之前先问一句：王小喜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没有能力安葬母亲吗？没有钱就可以抛弃母亲的遗体吗？是真的没有钱，还是为“昧心”寻找借口，假扮弱者赢得公众同情？——包括警方在内，许多人轻信了王的一面之词。可警方的最终侦查证明，这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过度阐释，是多么的可笑。
不仅“沉尸葬母”事件，近来好几起类似事件都暴露出舆论的这种浮躁。某地一个人抢劫时被抓起来了，他说自己生重病无钱就医，是想靠坐牢治病求生——于是，他在舆论中成为一个“医疗高收费”的受害者。一个人因强奸被抓，他也辩称自己是为了治病才进监狱——于是，这又成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新的罪证。一次次类似案件中，嫌犯的“供认”很容易就被论者接受了，没有人质问真假，没有人细究疑点。在抒发对“弱者”的同情之前评论家们为什么不认真想一想，有几个人犯罪后不会为自己伪装上一套正义的道德外衣？怎么就轻信了这些自我辩护呢？
除了浮躁之外，也许这种轻信还源于一种“弱者即正义”的民粹思维。我们的舆论中似乎流行着这样一种思维，似乎反抗就代表着正确，苦难就代表正义，弱者就代表道德优势，受害就等于没有过错。一个人如果将自己扮成弱者，在舆论中营造自身的弱者形象，无论他做了什么事，他总会赢得同情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底层的恶一点也不比上层的恶更小，弱者昧起良心来一点儿也不比强者更心软，甚至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弱者的恶有时候更让人触目惊心。残酷的底层沦落现象在媒体上其实从不少见，只不过不少论者很多时候都选择了闭上眼睛，选择性来观察这个世界。（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