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孙宅巍，1940年10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江苏省zhongguo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为编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搜集资料时，不仅紧张劳累，而且心情沉重。那些血泪的诉说、惨痛的场景，常使我不忍卒读，热泪盈眶。”近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孙宅巍与记者谈起当年的研究工作，依然难掩激动之情。
作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孙宅巍从1983年调入“南京大屠杀”编史筹备小组开始，已经在这个领域埋首31个春秋。用孙老的话说，他把自己的“终身”都许给了这个神圣事业。
查资料时，吃馒头喝开水就是一顿午餐
孙宅巍说，投身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1983年6月，孙宅巍从dang政机关“归队”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那年秋天，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筹备小组，在驻宁各高校、科研、文博单位广招人才，孙宅巍被派去参加编史工作。这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找到了奋斗终身的目标。
在参加编写《史稿》的工作中，zhongguo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成了孙宅巍工作的主要场所，妻子李德英也利用工休假日等一切能调剂的时间，陪着他一起抄录、搜集资料。孙老回忆说，有时为了争取时间、节省开支，两人经常是吃一口馒头，喝一口开水，以此当作午餐，“那时的工作，心情总是很沉重。那些血泪的诉说、惨痛的场景，常常使我们不忍卒读，热泪盈眶。”
1987年，我国首部研究南京大屠杀专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出版，孙宅巍不仅承担了较多的撰写任务，还改写了其他部分章节，从此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91年开始，孙宅巍主持了国家项目《南京大屠杀》课题，经过项目团队的6年努力，该书于1997年以50余万字的篇幅正式出版，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轰动。
锲而不舍地点数尸体提供遇难人数实证
国际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便是遇难者的人数。孙宅巍告诉记者，我国官方及学术界主流对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人数，均界定并表述为“30万人以上”。作出这种认定，最早的根据是zhongguo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3月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但《判决书》的认定中，并没有列出一份30万人遇难的详尽统计表。
孙宅巍在研究中发现：人死总会有尸体，有尸体就需要掩埋和处理，而在掩埋和处理尸体的过程中，又必然涉及到人力、时间、经费、工具等多方面因素，这就会自然地形成一批档案和口碑资料。这些资料，正是实证30万人遇难的宝贵线索与素材。于是，他便将主要精力移向埋尸资料方面。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孙老锲而不舍地点数尸体，让这项实证研究逐渐接近历史的原貌。
迄今为止，孙宅巍所搜集的埋尸统计，在扣除少数相互交叉、重复统计的数字后，总数已达24.6万余具。而据近年来涌现的日军军方文献和官兵日记、回忆证实，日军曾动用部队“成千上万”地掩埋遇难者的尸体或抛尸入江、焚尸灭迹。孙老的研究表明，当年zhongguo军事法庭对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认定是有充分依据的，事实终将击破谎言。
最近，孙老又在zhongguo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卷宗，名为“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卫生处筹办掩埋尸体计划书”。该“计划书”在公认埋尸已经结束的1938年5月提出，全市还有“暴露之尸体约五万余具”等待收埋。若此说成立，又将重新改写对遇难人数的实证。
“通过国家级公祭告慰死难者，永志不忘历史悲剧”
“过去30年，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孙老对记者说，过去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祭奠的规模和级别，仍停留在南京市与江苏省的层面上，“这样的祭奠，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巨大国际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重大灾难死难者祭奠的通行做法是不相称的。”
这些年来，孙老参加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视、对遇难者的深切怀念之情，让他深有感触。
“南京大屠杀已经远不是南京一个城市和zhongguo一个国家的事件，而是一个国际性、牵涉到全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孙老说，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不仅必要，也符合全国人民和世界炎黄子孙的心愿，“这是铭记南京大屠杀这一有重大国际影响事件的恰当方式，也是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举措。zhongguo人民将通过这一庄严隆重的国家级公祭，告慰在南京大屠杀和一切日军暴行中的死难者，永志不忘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本报记者 朱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