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讲解员向西方游客讲述当地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历史 吴宇桢 摄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看，只有一根立柱的鸟居。”小川忠义拿着地图站在街角，指着不远处的山王神社旧址对记者说，“那一天，距原爆中心地800米的神社大鸟居失去了左半边，右半边却奇迹般‘站’到了今天。而再往前50米左右的地方，曾经是我的家。”
今年刚刚退休的小川一直生活在长崎，目前是九州日中文化协会理事。1945年8月9日那道无声的闪光出现时，他才一岁。70年过去，作为最年轻的“被爆一代”，他很努力地想回忆起什么又似乎难以言说。即便如此他觉得，“有必要将原子弹和战争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
那一天真的太可怕
“现在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约有3.5万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去年一年就有3500人死去。”小川的话语哀伤中夹杂着一丝乐观，“所以我努力活着，争取做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人。”
对于幸存者来说，劫后余生的故事回想起来就毛骨悚然。“被爆中心地，当年原子弹投下来的地方。”小川觉得此刻自己脚下站着的地方，过了70年依然漫溢着一种荒凉的压抑感。黑色的方形石柱象征着被爆地点，圆形波纹台阶象征着席卷一切的核爆冲击波。“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初中二年级。原来一颗原子弹投下来，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那一天真是太可怕了。 ”
不过与其他原爆受害者相比，他觉得自己多少是幸运的。70年前代号“胖子”的原子弹被投下那天，襁褓中的他和父母正在远处避难，躲过了“最可怕的一波”。但一周后父母背上他查看距爆炸中心1公里之内的房子，一片瓦砾残垣之上遭遇了残留的辐射冲击。“谁也说不清后遗症会在什么时候显现。”小川的“被爆者健康手帐”记录着免费医疗的经历，他觉得自己目前倒没什么大问题，但偶尔会担心孙女那一辈会不会一样幸运。
没有谁会支持战争
长崎的地名中有很多以“和平”命名。原子弹的遭遇催生了当地人对和平的呼声。“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反对战争。”小川觉得，长崎往事历历在目，这里的人没有谁会支持战争。
但朴素的情感诉求背后，有些问题在小川看来仍然“复杂”。原子弹为何投下？日本如何走向战争？他觉得这些历史至今“没有被讲得清清楚楚”。记忆中父辈往往对战争历史讳莫如深。学生时代的教科书大多讲到了明治维新这段历史便戛然而止，基本没有讲述“现代历史”。“这样下去，与中韩等邻国相处时会有麻烦吧。”他不无担忧地想。
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似乎可以找到更多答案。资料馆以讲述原爆被害经历为主，在临近出口之处陈列着数块“年表”，讲述“日本如何走向军国zhuyi”，其中有着“1937南京大屠杀与三光政策”的字样。微妙的是，在全馆通用日英中韩四种语言呈现资料的情况下，这些历史的表述仅仅用了日语。“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面对记者的疑惑，小川也皱起了眉头。身旁，讲解员带领金发碧眼的欧美游客正与我们擦肩而过。
只讲受害不被理解
每年的8月9日上午11时02分，小川都会背上相机拍下那一刻长崎市内的模样。2012年他参加了一个由民间NGO组织的“证言的航海”环球旅行项目，与其他原爆被害者一起到访21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演讲会，讲述他们经历的历史。
旅行给了小川更多的思考。一个意大利人问这些高龄旅行者，“你们恨投下原子弹的美国人吗？”小川某种意义上理解那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手段。“如果不断延续仇恨，‘战争’不是没完没了、不会结束了吗？”
在新加坡，小川对当地人表达了日本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歉意。一个高中生听了他的演讲后说，“我感到了你的歉意。这些都是战争造成的，你们作为老百姓，不用道歉。”“我当时真觉得有些如释重负。”小川回忆说，“作为原爆受害者，如果只讲自己是受害者，很难得到被害国人们的理解。历史上加害之事，做过就是做过了。如果诚实道歉、主动和解，今后就可以做朋友了吧。”
“为什么不向战争被害国道歉呢？”在这个意义上，他很难理解一些日本领导人的行为，更对近来的zhengzhi动向表示担忧。“安倍力推安保法案，这不是做着口头上说绝对不能做的事吗？绝对会引发战争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