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885年6月，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和约，终结了中法战争。和约中，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亦承诺对外开放西南边疆。后世论及此事，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rdqu
1885年6月，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和约，终结了中法战争。
和约中，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亦承诺对外开放西南边疆。后世论及此事，有“法国不胜而胜，zhongguo不败而败”之语。
此战期间，有三件事情颇值一提。
慈禧借国战操弄个人权斗
1884年4月，中法冲突正当激烈之际，左庶子盛昱上书朝廷，责备张佩纶、李鸿藻等举荐将领不当，导致前线部队败绩。奏折同时还涉及军机大臣奕訢等人。
盛昱说：
“越南战事错失良机，议者都说责任在于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奴才以为，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当然无可宽恕，但是，枢要之臣蒙蔽推诿之罪，比唐炯、徐延旭之流还要严重……外间众口一词，说唐、徐二人是侍讲学士张佩纶所推荐，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所力保……恭亲王等人久在中枢，并非没有知人之明……居然也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责备，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为便于阅读，笔者对原文略作了处理）
盛昱希望朝廷明降谕旨，训斥军机大臣及张佩纶等人，责成他们戴罪立功。也希望朝廷藉此，将主战立场宣示天下，造就一种举国合力、抗击法国的形势：
“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弃地赔款者，即属乱臣，立置重典，不以小胜而喜，不以迭挫而忧。”
爱新觉罗·盛昱
其实，朝廷徘徊于和、战之间，恰是慈禧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
在恭亲王奕訢被推上处理中法冲突的前台之后，慈禧对和战问题并不表态，一方面屡以谕旨安抚致力于“维持和局”的李鸿章，另一方面又放任朝中清流弹劾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主和派”。这种手法，直接导致恭亲王和军机处，在中法冲突问题上和战不定，难有作为。
盛昱的奏折，是慈禧等待已久的“刀子”。
数天之后，太后发布上谕，以“谬执成见”、“因循日甚”的罪名，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彻底大换血。礼亲王世铎，取代了恭亲王奕訢，执掌军机处，原军机处成员无一留用。世铎素以贪财好货及无能著称，军机处实际上落到了慈禧的亲信醇亲王奕譞手中。
此即著名的“甲申易枢事件”。
事情超出了盛昱的预料，也非他所愿见。作为补救，他又与一班官员再次上奏，要求朝廷收回谕旨——“枢机重任，责成宜专，请收回成命”。
可想而知，没有回应。
靠着玩弄“和战不定”，慈禧实现了“甲申易枢”，罢免了恭亲王，取得了个人权利斗争的胜利，但中法战争的局势，也在这“和战不定”中愈趋恶化了。
中法战争期间黑旗军的堡垒
慈禧娴于内部权斗，但在治国理政方面相当低能。此点，由“甲申易枢”后，她召见将领史念祖时的对话中，略可管窥：
慈禧：你带队打仗都在些什么地方?
史念祖：安徽、山东、湖北、河南。
慈禧：现在法人欺侮zhongguo太甚，说话的人也多，也有说非战不可的;也有说和的好的。zhongguo受欺不是一年，您想这回五条都是步步退人，其势万不能忍。论zhongguo与洋人呢，自然是和好的好。但是，zhongguo总要能战，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样样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即以这回五条而论，如果自此以后，永远不起波澜，zhongguo让洋人也不是一年了。
史念祖：太后无非俯念两国苍生，不忍开衅，圣心苦衷，天下共见，就是再添五条，臣愚以为太后也未必不勉如所请，怕的是五条才答应，不上半年，又出题目，将来想战不能战了。
慈禧：可不是，可不是。(上意甚喜)。如果能保永远无夺，皇天上鉴，谁愿意开这个大衅?然而，颇有说zhongguo现在力弱，断断不可战的。
史念祖：论现在器械，诚然有不如他的地方。臣以为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慈禧：就是这个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真不成事。(少停)你在营里带队多年，打的是粤匪，是捻匪，还是回匪?
史念祖：粤匪、捻匪都打过，后来各省肃清，蒙太后天恩，(忘却磕头)简放甘肃安肃道，也打过回匪。
慈禧：究竟打洋人可是与粤匪一样?他们颇说全然不同。这一回北宁竟弄成不战而逃，可恨已极。
史念祖：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并没有见谁与洋人真大打过。说不同的，大约也是悬揣。臣总以为，无论打什么仗，将要有谋，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慈禧：是呀。”
史念祖：至于不战而逃，实在是统帅不知兵，并不是洋人狠。
慈禧：你说的是。他们都说洋人上岸，不如我们；海里，我们不如他。
史念祖：海里也不是人不如他，是船不如他。他在海里，能全仗住船好，炮好，上岸全要凭人，他先失其所长了。(少停)
慈禧：现在都换了知兵督抚，也不知事情如何?
史念祖：太后请放心，知兵的督抚虽没有十分把握，此后总可有胜负，无溃逃。zhongguo久不与洋人开仗，漫漫的把风气开了，连兵勇渐渐也就不怕他了。
慈禧：可不是，所以万不能再往下获弄了。”(按:获弄，即糊弄，北京方言，意谓蒙混。)
史念祖：这一回太后天威震怒（指甲申易枢），固然出于不得己，也是看着一年难办一年。臣尝同朋友论到人才难得。粤匪平定二十多年了，当日带兵四、五十岁的，现在都没有了。
慈禧：当日二三十岁当兵的，现在都四五十岁了。
史念祖：太后圣明，想人到四五十岁，除非做统领大将，自然是老成的好，其余连营哨官，也要壮年耐劳！此刻再犹疑，将来何堪设想?
慈禧：你见得很是。你知道历年总理衙门，如文祥他们，专讲获弄，凡遇洋人麻缠，怕我生气，都瞒住我，颇有多少下不去的事，我几乎不与闻。(少停)现在弄到如此。(又少停)大沽海口你见过么?这是最要紧的。”
史念祖：太后圣心万安，大沽天险，自同治末年线沙一天长一天。李鸿章受国厚恩，以重兵防一处，似乎不至再叫太后受惊。
二人的交谈时间较长。由谈话内容可以看出两点：
（1）慈禧对清军与洋人作战一事，可谓毫无概念。虽然想从史念祖处得到些有用的信息，但所有提问俱止于皮毛，未能触及任何实质性问题，这显然是慈禧认知极有限所致。
（2）史念祖唯唯诺诺，一味揣摩迎合慈禧的话锋，并无意向慈禧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情报。
醇亲王的“夷怕民，民怕官”
在中法冲突期间，奕譞始终主战。
这也是他一贯的“zhengzhi立场”。
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中，奕譞曾对奕訢、曾国藩等人的处理方式（sharen抵命），表达过极度的不满。他以辞职为挟，愤然向慈禧递送过这样一道密折：
“欲复深仇，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后亦难望转机矣。”
略言之，奕譞觉得，当时不该与洋人达成和解，而应趁势号召天下百姓，群起与洋人对抗。
醇亲王奕譞
以杀zhongguo百姓为洋人抵命的方式了解天津教案，自然是有问题的。曾国藩事后也承认，这是自己犯下的一桩严重错误。但奕譞主张由政府引导民愤，来向洋人复仇，却有着引爆一场“义和团事件”的危险。
奕譞认为“由政府引导民愤，来向洋人复仇”这种策略可行，与他对清廷治下民众的认知有关。
奕譞说：
“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于平日，仓卒于临时，而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
大意是：洋人怕惹恼清廷治下的百姓；百姓怕惹恼清廷的地方官；地方官怕惹恼军队头目；军队头目怕惹恼洋人。既然百姓怕官、洋人怕百姓，当然应该由政府去煽动百姓反洋人。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奕譞也谈到了：
“（假如）舍炮台而讲清野，舍船费(此指铁甲)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加以炸器惊其马，水军抢其船，进无所获，退无所归，似乎一两仗后，彼气自馁矣。”
坚壁清野、全民发动、节节设伏、以刀茅对抗火器……这种作战方式，若干年后的“义和团风波”中，也曾被清廷拿出来讨论，并寄予了厚望。
结果，当然是毫无结果。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奕譞的这一备战方案，得到了慈禧的认可。
不思讲求军事的近代化，迷信于驱民众为炮灰，希望将洋人淹没在“民团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桩一百多年前的往事，如今读来，仍是令人寒心不已。
张树声的临终遗折
中法战争（1883~1885）不够体面的落幕，给一众期望中兴的朝野知识分子们留下了无限遗憾。包括“镇南关大捷”在内的几场战争末期的胜利，加重了他们的失落感（尽管此类“大捷”难以复制）。
朝野开始出现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批评和反思。
在野知识分子无法接触到战争的核心决策内幕，在只能将“法国不胜而胜，zhongguo不败而败”这种结局，笼统归咎于清廷的腐败。若干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
“乙酉中法战败之年，（我）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此说或有夸张。不过，乙酉年（1885），孙中山已经20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显然比20岁的孙中山看得更加清楚——如果不是朝廷“战和不定”，这场战争本不至于打成如此惨局。而朝廷之所以“战和不定”，又不过是最高决策层的两三人之间忙于个人权斗，不惜以国家战争为工具筹码。
两广总督张树声和他的淮军，在这场“战和不定”的战争中成了牺牲品。1884年底，临终之际，张终于鼓足勇气，用遗折的方式，上奏朝廷呼吁开设议院。
遗折是这样写的：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qiang、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zhongguo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张树声口中的“议院”，与弘扬民权无关，只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他希望以之取代现有的最高层决策模式——众人论政于议院，而非一、二人独裁于深宫。
体制内知识分子，多有与张树声持相似意见者。
比如，陈虬主张在京师置都察院，其中设议员36人，由中央各部推举，作为议论、决策国事的核心机构。
再如，汤寿潜建议朝廷搞“上院”和“下院”，前者由在京高级官僚组成，后者由在京中下层官僚组成。凡有政事，上、下两院各抒己见，做出决策，最后由宰相“上之天子，请如议行”。
对1880年代的清廷而言，出现这种声音，多少也算一点进步罢。
张树声的奏议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