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韦政通先生韦政通先生（1927·12·26——2018·8·5），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人。1949年流浪到台湾，历经艰难曲折的人生过程，通过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韦政通先生
韦政通先生（1927·12·26——2018·8·5），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人。1949年流浪到台湾，历经艰难曲折的人生过程，通过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生成功扮演学者、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三种角色，是充满爱心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著有《zhongguo思想史》（上下卷）、《zhongguo十九世纪思想史》（上下卷）、《伦理思想的突破》、《zhongguo的智慧》、《儒家与现代zhongguo》、《zhongguo文化概论》等著作30余部，其中《儒家与现代zhongguo》、《zhongguo文化概论》均有外国翻译出版本，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尤其对海峡两岸的各个年龄段的各种专业的学人，更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韦政通先生的过世，是zhongguo思想、学术事业的重大损失，谨将先生2002年在法住事业20周年庆典上的讲演稿检校发表出来，以表达对先生过世的深切哀思与刻骨怀念。（检校者：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
精彩摘要：
假如我们不希望当代儒学的影响，仅局限于学院和少数知识分子，而希望深入社会大众和日常生活，那就必须面对当下儒学“一轮转，一轮不转”的窘困现状。
zhongguo历史上的书院传统，其主要精神肇创于孔子的私人讲学，孔子的民间讲学开创了历代不绝的洙泗学风，它不仅成为历代ziyou讲学的典范，也是zhongguo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泉，zhongguo传统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命脉，就是在这一学风中得以维系，延续。
所谓心灵的开放，我的理解应该是指能宽容异见的一种人生态度。根据房龙《思想解放史话》一书的研究，在近代以前的西方传统，很少具有宽容精神，总是把异见者当成异端加以惩罚，传统zhongguo也不例外。
你要了解体验，就必须自己去体验，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亲自去体验，你将无法真正了解体验，因为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的同感共鸣的活动。这在传统zhongguo，本身是惯用的提升生命境界的方法，可是在现代zhongguo已经相当陌生。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民品质低落，而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
一，历史定位
首先，我要对霍韬晦先生在香港创办的“法住事业”,在现代zhongguo儒学发展史上，如何定位的问题，表达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召开的“儒学与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所提《孔子成德之学及其前景》一文，其中有下面对话：
“这一学派依照所谓‘后牟宗三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似乎已很难再回到传统儒家的原来轨迹上去了。就个别学者而言，他当然可以顺着知性探求之路一直走下去，但就儒家整体的发展而言，借用朱熹的比喻，终必陷入‘一轮转，一轮不转’的困境，终必产生当儒学已赋予儒家传统以学术的生命之外，要如何才能使儒家传统中的道德生命获得新生的问题。假如我们不希望当代儒学的影响，仅局限于学院和少数知识分子，而希望深入社会大众和日常生活，这将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我看来，二十年前霍韬晦先生开创法住事业，就正是面对了这样的问题。他希望在当代儒学前辈知性探求之路之外，也能走出一条如何使儒学传统深入社会大众和日常生活的另一路子，一九八二年创办法住学会，一九八七年又创办法住文化书院，以及后来相继开办的各种事业，都是为了使这一心愿和构想能够落实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精神，是继承zhongguo历史上的书院传统，可是其主导的思想和经营的方式，已是相当现代化的。经过二十年的艰困岁月所获得的成就，不只是为儒家、为佛教、而是为整体中华文化传统的继往开来，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
zhongguo历史上的书院传统，其主要精神肇创于孔子的私人讲学，孔子的民间讲学开创了历代不绝的洙泗学风，它不仅成为历代ziyou讲学的典范，也是zhongguo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泉，zhongguo传统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命脉，就是在这一学风中得以维系，延续。传统理想zhuyi分子的出处、进退的规范，也在这一学风中渐次形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为知识分子建立了“道尊于势”的信念，这个信念不仅影响了所有杰出的知识分子对于朝廷的态度，也使知识分子处于难以适应的专制天下的环境里，仍能有守有为。
继承洙泗学风，而以书院名称冠于教学场所，盖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与集贤书院。后衡州李宽建石鼓书院，与白鹿洞，应天，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其中白鹿洞与岳麓两书院皆由朱熹重建，并于院中讲学。朱熹一生为了推展儒家社会教化的功能，对推动书院运动不遗余力，他立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不仅影响了官学，影响也扩及日本。宋代是zhongguo印刷术开始发皇的年代，朱熹为了发扬儒学，尝从事印书的事业。
书院传统对今日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传承文化命脉，保存思想活力，主要是靠民间，而非朝廷。在zhongguo历史上，朝廷往往利用民间已成气候的学说，以笼络士子、“缘饰专制”。当民间之学一旦成为官学,所谓学术，势必质变而成为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导致思想活力的停滞和僵化，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都曾经历过这一起伏的历程。章太炎说：“zhongguo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立则日衰”，对zhongguo学术的变迁，是极有见地的证词。zhongguo历史上，由民间建立的书院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zhongguo历史文化一条长明的火炬，是因为它点燃了代代不绝的希望，使中华民族度过许多黑暗的时期。今天，霍韬晦先生所开创的法住事业，不但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之下，使这个传统正在发扬光大。
二，人定胜天
在现代化大趋势之下，一个向往学术、以学术为志业的人，首先必须自己成为学者，方能立足于社会。我与霍韬晦先生结交三十多年，当他还很年轻时，他的气质，他的努力，未来即将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完全是可以预期的。我这个人，一生很少门户之见，只要是性情中人，没有不可以交往的。韬晦先生与我最初交往之时，正是我被新儒家视为“叛徒”之时，多年建立的师友关系，全部中断了，在那年代，韬晦先生是我与新儒学之间唯一的联系。后来他为何抛开作为一个学者的生涯，去开创法住事业，我并不清楚，但二十年来，不平凡的成就，正好印证了zhongguo一个古老的信念：“人定胜天”。
明代吕坤说：“圣贤学问，只是人定胜天。”zhongguo传统的圣贤学问，包括道德人格的塑造，历史文化的承担，社会教化的责任，这种古典的学问，在我们这个时代，虽没有完全断绝，但能把它作为人生奋斗的主要目标和价值的，已少之又少，霍韬晦先生正是其中之佼佼者。
具体一点讲，在韬晦先生奋门的过程中，所谓“人定胜天”的“天”，就是香港这个环境。香港是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地，是华人地区最西化的社会，要想把zhongguo传统的文化理想，古典价值，在此落地生根，理论上应比在其他华人地区，如台湾、zhongguo大陆要困难得多，结果实际上像法住这样的事业，竟然奇迹似的出现在（了）香港。zhongguo有句俗语叫做“事在人为”。法住事业能有今日的成就，韬晦先生其人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就客观环境和文化资源而言，台湾比香港要强许多，创办一所小型的人文书院，也曾是我人生的梦想之一。我完全明白，要实现这样的梦想，首要的条件，那就是创办者本身，在人文学术这一领域，必须具备相当的成就，这样才可能获得社会的信赖，也才有条件去争取一些必要的资源。我这一生能走上学术思想之路，其中经历的艰辛，绝非在学院中按部就班学习者所能想象。当我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成就时，比一般的学者要晚。当创办人文书院的机运降临时，我的人生已进入晚年。人到了晚年，在学术思想原来的轨迹上，迎接新的挑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多少有几分把握。如要去创办一种全新的事业，不免产生患得患失的心理，经过犹豫和挣扎，包括个人性格因素和考虑，终于把自己仍局限在原有的轨迹上继续努力。“性格决定命运”，从事学问比较能独来独往，如要开创社会性的事业，人际关系就相当复杂，这种适应的能力，我很缺乏。我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少年时期我们之间就冲突不断，终于导致我远走他方，这一背景使我一生无法与纯商人型的人物亲近。其次，我讨厌政客，凡是朋友中去做官的，必然断绝往来。这显然是非理性的态度，但我明知故犯，我无法改变这方面的性格。这种性格当然不能去开创社教性的事业。
我无法实现的梦想，韬晦先生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处境中，却脚踏实地地实践出来，（这一）过程中的痛苦与挫折，我能理解。韬晦先生的成就，对后人的启示是：一个理想的追求者，没有什么环境是好的，也没有什么环境是坏的，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殷忧启圣”绝不是一句空话。
三，思想开放
自从邓小平为了结束十年“文革”的浩劫，主张“改革开放”以来，“开放”一词，在华人世界可谓名噪一时。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将zhongguo导向开放的方向从事不断的改革。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方向。但要使zhongguo成为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这将是zhongguo进入近代世界以来最严酷的挑战。“破坏容易建设难”，迈向开放社会的工程，比“反帝”、“反封建”要困难百倍千倍。我最早接触到“开放”一词是由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于一九三二出版的《道德与宗教之二源》，书中提出“闭锁道德”和“开放道德”的概念。差不多在四十多年前，我根据这个概念对传统儒家所表现的道德形态有所批判（见《传统的透视》一书中《闭锁的道德》一文）。后来我逐渐知道，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的所谓“开放”，其内涵相当复杂，至少可以分“心灵的开放”、“思想的开放”、“社会的开放”等几个层次。
所谓心灵的开放，我的理解应该是指能宽容异见的一种人生态度。根据房龙《思想解放史话》一书的研究，在近代以前的西方传统，很少具有宽容精神，总是把异见者当成异端加以惩罚，传统zhongguo也不例外。
所谓思想的开放，是指对不同价值，不同信仰都能一视同仁加以尊重。这是很伟大也很古老的信念，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大约在zhongguo战国时代已有“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苏格拉底被审判时，他说：“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对别人说，他须信仰什么，或剥夺他ziyou思想的权利。”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到今天即使号称最ziyou民主的国家，也不能完全做到。
所谓社会的开放，根据卡尔·巴柏（《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它具备下列几个特征：（1）一切禁忌和俗制虽仍存在，但已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2）人已把约定俗成的东西与自然法则分离。（3）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去修改或废弃社会的各种制度。（4）人认识了个人的责任。（5）主张一切由自己决定。就这些特征来看，今日世界，只能说有实现程度上的一些差异，还没有一个彻底开放的社会。
由上可知，所谓开放，只是人类永远值得追求的理想。在现代这股开放的风潮之下，已产生的所谓“开放教育”、“开放团体”，甚至“开放婚姻”。凡事冠以开放之名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ziyou精神的实践，但没有健全法制的无序ziyou却十分可怕。这正是今天华人世界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
开放既然只是一种理想，因此我说“法住事业”具备开放思想，是与zhongguo传统以及当代新儒家前辈比较而言。zhongguo思想传统中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荀子。《荀子》书中有〈解蔽〉一篇，几乎道尽人世间各种之蔽（指与开放相反的现象），以及它造成的祸患，可是他并未反省到自己心智上就有严重的偏蔽，因为他对孟子的所有批判，都是不相干的。〈解蔽篇〉开宗明义就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大理。”这话真是说出古今思想人物很难克服的一种缺陷。
zhongguo思想的大传统中有儒、释、道三教，三教相融之说始于魏、晋时代，隋、唐以后，更有“三教合一”的主张。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不少都有出入佛、老的经验，思想混合三家的成分。可是成学之后，依旧派系色彩显明，“辟佛”“非佛”的的言论不断。儒、佛之间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我一直认为，希腊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或辩论，颇有助于开放思想的培养。在辩论中，要求对方能遵守辩论的规则，为了观念的清楚和精确，要不断下定义，以便把讨论的问题固定下来。一席冗长层层质疑、重重问疑的辩论简直就是一场心智的搏斗，如有犯错，自己承认，没有权威，只着重过程的表演，对问题不轻易遽下结论，容许怀疑、批判、挑战，容忍不同观点和冲突的存在。对照之下，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中的对话，多半是以独断的方式表达，有结论少过程。所以致此的原因之一，是孔子的学说本质上是行优先于知，道德实践重于理论思辨。儒家这种思维特质，演变到当代，因受到西方哲学的冲击，才产生彻底的改变。当代新儒家，在儒家学术生命的重建上，贡献很大，就儒家本质而言，却又陷入本文开始所说的“一轮转，一轮不转”的困境。
在当代新儒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我的印象，唐君毅先生最具有宽容的态度，对东西方哲学的学养，在新儒家前辈中无人能及。他很喜欢以东西方思想比较的论述方式来讨论问题，从中我们可以明显阅读出，他对“zhongguo优越”，“zhongguo中心”的封闭式论调和心态，已自觉地加以克制。但（在）对历史上杰出人格的探讨中，他仍无法以开放的心胸、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仍以为释迦、耶稣、穆罕默德是“偏至的圣贤型”，只有孔子才是“圆满的圣贤型”！这种看法不但出不了国门，我就觉得他对孔子如此推崇，实在“热”过了头。对世界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承认，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耶稣、穆罕默德，（均）非孔子所及。此外，释迦对于不同信仰者的宽容，也优胜过孔子。
霍韬晦先生既是佛学专家，又是唐门高足。因此，能突破过去儒、佛之争的偏见，乃顺理成章。他在思想开放这方面的杰出表现，是他怀抱着zhongguo传统的人文精神，开创了各种与之相应的事业，甚至要将这种人文精神灌注到现代的企业之中。
韬晦先生以“生命成长”概括东方儒、释、道三家之精神及宗旨，在过去二十年法住书院所办的活动中，大抵做到儒、释并重，今后对道家也应该有较多的关注。我的学生欧崇敬博士，在二零零一年出版的《zhongguo哲学史》（先秦卷）中，认为“气”在世界哲学中乃zhongguo独有的观念。从先秦开始zhongguo哲学家已赋予“气”很复杂的涵义，对后世哲学以及实用层次的医学和养生之术，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这方面的思想，可能是zhongguo对世界哲学特有的贡献之一。
韬晦先生为了提倡“生命佛学”、“生命儒学”，因而提出“生命成长”之体会方法论，“于我心有戚戚焉”。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变迁与调适，观念与行为的省察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人文教育与人的品质》论文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人文教育的特性：体验重于思辨”。
什么叫做体验？十九世纪德国对人文学理论很有贡献的哲学家狄尔泰认为，“生命”或“精神”创造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而构成精神世界的基本细胞乃是体验。不管他的理论如何深奥，无非要告诉世人，要进入生命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乃不二法门。
假如用同样的问题，去诘问zhongguo古代的儒者，很可能得到的回应就是：你要了解体验，就必须自己去体验，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亲自去体验，你将无法真正了解体验，因为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的同感共鸣的活动。这在传统zhongguo，本身是惯用的提升生命境界的方法，可是在现代zhongguo已经相当陌生。
四，经营多元
以上三节，希望世人对法住事业创办人霍韬晦先生的文化理想，人格特质，以及一个理想zhuyi者，如何在追求利益，高度商业化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增加一些了解。“开放”与“多元”，都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在运作的过程中，二者相互支援，没有开放的思想，不可能经营出多元化的事业，多元化的事业，使“坐而言”的思想，化为实际的行动，表现出具体的成果。就一位本是学者型的人物而言，这番事业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奇迹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和不断的自我突破。如果说zhongguo传统真的有所谓的“生命的学问”，仅靠概念的分析和知识的系统化是不够的，它必须由生命本身亲自去承担，并不吝付出一切代价。法住事业的背后，如没有韬晦先生生命成长与自我突破的艰苦历练，绝不可能有今日的局面。
作为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独来独往。但要经营事业，就必须具备与社会各色人等交往沟通的能力，在交往沟通的过程中，还得坚持自己的理想，确实难之又难。我不清楚韬晦先生是怎样做到的，当我每次从照片上看到法住团队以行脚僧人的方式募款时，就不禁想起zhongguo历史上无数儒者和僧人，为了建立书院与佛寺所表现的惊人愿力，这个传统或许就是支持法住团队和法住事业，在万难中仍能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到今天，法住事业已可开列出一长串的项目，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喜耀生命”的课程，我虽没有参与这一课程，但我能想象这种课程，主要的既不是为了传授知识，也不是教人技术，而是针对现代人的偏狭和苦闷，使他们能够充实生命，并提升精神境界，打破思想的僵固，使现代人了解，除了生存的专长和经济的利益之外，为了人生的幸福和意义，还有许多其他的潜能可以开发。人的一生，除了生物性的生命成长，知识性的生命成长，还有成徳意愿的成长，合群意识的成长，审美能力的成长，这样的人生追求，才能使我们短暂的一生，真正觉得“不虚此生”。“喜耀生命”的课程之所以能够受到欢迎，并能向外推广扩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就是它确实能燃起现代社会一些有心人追求生命理想的愿望。
在所有法住事业的项目中，一九八七年创办的法住文化书院中，所提供与“后大学”课程，我认为很具前瞻性，如不断加以充实改善，做出相当的信誉，应可补正规教育之不足，对重振zhongguo的人文精神，和提升国人的人文素养必有助益。
我在一九九六年前面提过的《孔子成德之学及其前景》一文的末尾，曾提出与“后大学”课程类似的构想，为了孔子成德之学在现代zhongguo找到实践的途径，我提出在学院内外两种不同的进行方式。在学院之内，因台湾各大学的自主性已越来越大，我希望有创意的大学，能突破现有体制，担负起“人文教师再教育”的工作。这种教育的宗旨是“人”优先于“文”，“以友辅仁”重于“以文会友”。经由这种教育的过程，希望能够激发人文教师提高人文素质的意愿，并以文质彬彬的君子自我期许。这样的教师，重回到讲台上，可能产生的效果，必不同于往昔。这种富创意的教育，初期可利用假期试行，长远的目标，望能把传统的书院精神，扎根于现代的学制之中，创现代与传统结合的佳例，使每位人文教师在研究的工作之外，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有机会在一具有人文气氛的场所，亲身领会人文精神的真实感受。
在学院外，希望把人文教育向社会推广，企盼社会上有财力的企业家或基金会来募集资金，精心规划，热心推动，聘请富有人文理想和人文素养的教师，定期以小众的方式，进行讲学，使社会大众重新有机会认识精神修养、道德人格，以及身教，对国家、社会、文化长远发展的重要性。至于讲学的场所，不必有固定的房舍，文化中心（台湾二十多个县市，都建有宏伟的文化中心）的一角，学校的一间教室，办公大楼中的小会议室，咖啡屋，书屋，都可用作人文讲学的场所。
我与霍韬晦先生以及在法住事业中与韬晦先生同甘共苦的伙伴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竟然会产生类似的想法，大概是因我们享有传统的共同资源。为了“生命长成”、为了“性情教育”，但愿今后两岸三地的人文学者能共同组织一个推动人文教育的机构，以提高国人的生活品质。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民品质低落，而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
（这份讲演稿，发于香港法住事业所报内部报纸《法灯》2002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