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是1982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那时的湖南出版，首倡改革开放先声，石破天惊地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使图书出版事业蒸蒸日上，在全国地方出版社
我是1982 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那时的湖南出版，首倡改革开放先声，石破天惊地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使图书出版事业蒸蒸日上，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这个初生牛犊，也为那个“书荒”的年代编辑出版了《通假字小字典》《偏旁部首解说》《古汉语自学手册》《语法逻辑修辞通俗讲话》《辞格汇编》《衡阳方言》等14种图书，并被改革的潮流推上了“三梯队”的行列。但有幸结缘古籍整理并遇上好的底本，那还是1990 年6月我调入岳麓书社工作之后的事。
1993 年3月起，我开始担任岳麓书社社长职务，在加快速度，全面推进古典精品、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和今译读本的同时，开始加大力度推进“曾、左、王”三大全集的编校出版，并改单本付印为全集出版。担任《船山全书》总编辑的杨坚同志为减轻校点工作的压力，将其第十二册包含《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俟解》等哲学著作的八种书交给我帮助校点。当时的《船山全书》编委会已搜寻到《张子正蒙注》一书的版本有两种钞本、六种印本，而其中近年从船山十二代孙衡阳王鹏处所获的标明为“朱宏燝较”的手钞藏本尤令人眼前一亮。
此钞本颇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字迹为正楷，体势端严凝重，点画结构一丝不苟，笔致与传世的船山手迹《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自题墓石》等完全相同，其为船山手迹无疑。
二是此本文字只避明代帝王名讳和船山家讳，而不避清讳，如明思宗朱由检的“由”字缺中间短横或写作“繇”，“檢”字缺右下角的“人”，船山之父王朝聘的“朝”“潮”等字均缺笔，“廟”字则或缺笔，或写成“庿”。但原有版本中最早的湘西草堂刻本和刘氏钞本，都既不避明朝的讳，也不避王船山父亲的讳。
三是这个钞本的末页有小字注明“乙丑孟春下旬丁亥成，庚午季夏月重订”，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 正月二十七日船山六十七岁时成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船山七十二岁时重订。这一行小字与刘氏钞本所注的“壬申腊月二十八日蕉畦副本，丁亥重九后一日刘□□”小字，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船山之子王敔（号蕉畦）抄录副本，康熙四十六年（1707）刘氏重行钞写，正好说明了《张子正蒙注》一书先有船山手钞朱氏校本，再有蕉畦副本，再次为刘氏钞本的源流关系。
第四点更耐人寻味，此钞本每面九行，每行十七字，而照蕉畦副本所刻的湘西草堂刻本和刘氏钞本，及往后相沿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印的衡阳学署本、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节署本等，凡有脱落处，字数都与此钞本一行十七字相合。可见蕉畦录副时的跳行脱落，导致其后各本相沿脱落是无从查知的。
我十分庆幸王鹏家藏钞本的深藏复出，庆幸船山此著原本祖本的今日再现。遂与杨坚同志商定，以此钞本为底本与原有各本进行对校，竟发现各本相沿之脱文有40 余处、240 余字，讹误20余处、20余字。而用此本订正补出草堂本后各本因避清讳而出现的白匡空格和糊墨之字就更难计其数了。如《可状篇》（别本为《乾称篇下》）“此人伦所以不察”一节，船山的注文云：“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zhongguo沦没……故君父可以不恤，发肤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其中的“zhongguo沦没”被删，“发肤”改为“名义”，“蒙古兴”改为“宋亡”，就都靠这个祖本来补正。此本保留船山著作原貌的情况，竟被北京大学主编《儒藏》的汤一介先生慧眼识珠，于是派人来联系，其《张子正蒙注》一书遂采用了岳麓本，而不用中华书局本。这是我整理古籍中一次十分难得的幸遇。
《船山全书》，岳麓书社出版
2001年2月，我因《晚清七十年》一书的问题辞去社长职务后，主动请缨担负《魏源全集》二十册的整理编校任务，被任命为编委会执行主编。为搜寻魏源散佚的诗文联语等著作，并补充全书的插图，我曾沿着魏源当年的宦迹，走访了南京、扬州、高邮、兴化、东台等地，并到了上海的母校复旦大学。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见藏有魏源于道光二十年（1840）所刊的《诗古微》，借出一阅，竟意外地发现，此刊本八册的首册函封内藏有一纸魏源的亲笔手书。纸为土红色，古墨生香，字体苍劲，为魏源的颜体手书，读来竟是他总结一生研究《诗经》之论著《诗古微》的识语。识语先概说明清以来治《诗》名家的观点，再述自己的观点，然后感叹曰：“天诱愚衷，沉潜研究，十载于兹，窔奥幽深，靡不洞启，愤悱洞辟，若翼若相，神其来告，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凡得书二十卷，窃冀将来庶与《毛诗》并学宫。文不丧天，道岂坠地？ 敢云后觉，以俟达人。”充分表达了自己潜心研究《诗经》，“以《三百篇》当谏书”的艰辛和自信。识语末尾落款为：“大清二百载经学倡明之咸丰五年（1855），臣魏源恭识。”咸丰五年，魏源62岁，说明此识语是他去世前二年所作的。落款的“魏源”二字，不意竟被全书装祯设计师郭天民同志看中，作了《魏源全集》二十册的封面用字，更显现其历史厚重感。
这套书八册，均盖有“独山莫氏藏书”红印，可见是晚清金石学家、书法家贵州独山县人莫友芝的藏书，最后由复旦大学收藏。书中有龚自珍之子龚橙的批校手迹，我们用来为全书订正了20余处，亦显珍贵。尤令人庆幸的是，那张夹在首册封页后的珍贵识语纸条，至今一个半世纪竟保存完好，也无人窃取，而让我在整理《魏源全集》时得以录载而公之于世，这岂不是天不坠斯文，而使魏源含笑九泉的奇事、幸事！
《魏源全集》，岳麓书社出版
经过四年多时间的黾勉从事、全身心投入，我终于在2004年年底高质量地完成了《魏源全集》的编校任务，随后即转而参与修订《船山全书》。2005年我退休之前的8月又转而参加《湖湘文库》的整体框架设计和书目拟订工作，于2006年8月被任命为文库编委会副主任，正式投入了长达11年的《湖湘文库》编纂和审读修订工作。
在《湖湘文库》由纸质版转入电子版之前的审读工作中，我发现《船山全书》第十四册中的《楚辞通释》所录王扬绪、王扬绩《跋》文竟有148字的白匡缺文，原因是杨坚同志当年编校《楚辞通释》时所依据的是湖南图书馆所藏湘西草堂本残本，而没有借阅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的该书完整全本，且断定省社科院无此藏本。但据刘志盛、刘萍所著《王船山著作丛考》，明确说了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由“湖南图书馆、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各藏一部”。
为澄清杨、刘二人说法矛盾的疑案，更为修订《楚辞通释》，我于2017年5月某日到省社科院图书馆，由馆长与古籍部主任二人共同打开善本书珍藏室的门，帮我取出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于衡阳湘西草堂刻印的《楚辞通释》二册。我惊喜得双手都有点颤抖，小心翼翼地打开后，发现其内容依次有巡衡永郴桂道张仕可的《序》，湖广学政潘宗洛署“康熙乙酉八月既望”所作的《船山先生传》，然后是《史记·屈原列传》，王夫之自撰的《序例》和《九昭》。
其他如参订者丁光祺、储大文、王扬绪、王扬绩等人的《附识》《跋》文等，均完好齐全，不缺一字。其中尤以所载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弥足珍贵，因为这是湖南图书馆藏本与其他各处《楚辞通释》藏本均已缺失的。当年杨坚同志据金陵本和家谱找到了此传，载入《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之部》，为其末尾误作“己酉”年［实应是省社科院本所署之“乙酉”，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还做了一番辩证。
借孤本善本书实不容易，容不得我多加欣赏，遂迅即先将王氏兄弟之《跋》全文抄下，以备修订时填上那148字空格缺文。而边抄边觉得缺文之珍贵，如“屈子所著二十五篇，宋、景互相扬搉，益之以贾长沙、江醴陵，而东方、杨、刘、严夫子、王叔师所著，俱汰之而不录”，不正揭示了船山注《楚辞》在选篇上的特色吗？ 船山全录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屈子所著二十五篇”以及宋玉、景差的作品，而对汉人的作品则只收贾谊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他如东方朔、杨雄、刘向、严忌、王逸（字叔师）的作品，“俱汰之而不录”。较之其他注《楚辞》者的不同，船山增选了南朝梁文学家江淹的《山中楚辞》四篇和《爱远山》，即《跋》所谓“益之以贾长沙、江醴陵”之“江醴陵”（因江淹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船山之所以要如此选篇，目的就是要“绍楚辞之余韵”“广三楚之遗风”，发扬屈原百折不挠、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突出楚人遗风，而对汉人那些无病呻吟之作则淘汰掉。
船山这部《楚辞通释》的另一特色，是十四卷之后另有“卷末”《九昭》，即船山自撰的九篇辞作。他在序言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遭闵戢志，有过于屈者……聊为《九昭》，以旌三闾之志。”公开表明他有以屈原自况的心情，而且点明自己作《九昭》的主旨是借屈原来写自己，篇篇都有隐寓，用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哀、亡国之痛。也正因为船山在《九昭》中处处称屈子和楚国，所以其zhengzhi立场竟连潘宗洛、张仕可等清廷官员也被他瞒过了，抑或是他们有意装糊涂而为之作传写序。
但后来由于清朝文网的逐渐严密，船山之子王敔不得不虑患思危，而尽量减少直接暴露船山言志作品的《九昭》和《序例》等，故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六十岁时，在其合刊重印本《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的《楚辞通释》中，就被抽去了《序例》《九昭》及张仕可《序》、潘宗洛《船山先生传》等篇。这就更足见此省社科院藏本的珍贵。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像《九昭》这样一个最能体现船山心志又与他苦心选篇一样寄意屈原的篇章，竟在岳麓书社本《楚辞通释》中被肢解出去了，而被改编到《船山全书》的第十五册《薑斋文集》之中。这或许与当时主持编校工作的同志未发现省社科院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湘西草堂初刻本《楚辞通释》有关。如此看来，我的这次借阅，就更是值得抒写的幸遇。
本文作者夏剑钦，编审，曾任岳麓书社社长。本文原刊载于《zhongguo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3期，文中注释省略。
原标题：编辑幕后| 我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三次幸遇
来源：微信公众号“岳麓书社”（微信号ylss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