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新设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刚好同一年我到该系任职，即属历史文献学专业，同时加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随后李霖进来，成为我系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五年之后，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新设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刚好同一年我到该系任职，即属历史文献学专业，同时加入zhongguo古代史研究中心。随后李霖进来，成为我系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五年之后，也成为了我们专业第一个博士。本书就是我们专业第一篇博士论文，有独特的历史意义，想到李霖在没有一个师兄师姐可以学习商量的情况下，独自摸索，披荆斩棘，最后冲出一条路来，我不能不有深沉的感慨。
李霖关心文化，爱读书，思辨能力很强，本科读历史系和哲学系双学位。上研究生到历史文献专业，他开始自己学《诗》，三百篇都背好了。经过一段时间，发表了一篇文章，揭示清人研究《三家诗》的理论基础，是《诗经》研究的重大突破。看到他成功开辟自己的路子，知道他能靠自己发展下去，我作为不称职的导师感到轻松愉快。
当时我一直在翻译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曾给研究生开课，一边翻译一边讲课。李霖的兴趣主要在思想，却不认为版本学玩物丧志，反而自己开始学习《版刻图录》。通过学习尾崎老师大作，我自然知道《版刻图录》的重要性，当初也可能是我建议李霖学《版刻图录》的。但我自己认真学过《版刻图录》，是在李霖毕业几年之后，给本科生上课时的事情。所以当时李霖也完全靠自己学版本。十分幸运的是，翻译工作得到尾崎老师的全面支持，不仅随时写信讨教，还请尾崎老师到北京来看书。尾崎老师也很关心李霖，李霖因此有机会直接请教尾崎老师。假设李霖心无旁骛，专心钻研思想问题，则无疑错过了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难得机会。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华书局出版
一方面攻读经书、经说，另一方面对宋元版本也有了解，后来李霖要写博士论文，以诸经义疏宋版为题目，可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如何评价本书成果，读者自然会有公论。只是因为本书讨论的视角、分析的方法都很独特，有些读者会不习惯，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所以容我多说两句。
李霖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正是诸经义疏的版本学研究逐渐成熟的阶段，张丽娟老师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问世，已经做得非常全面。而李霖做的并不是版本学研究，他关心的焦点在文本，或许可谓不忘初衷吧。回顾以往，清代阮元《校勘记》、清末《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都关心宋元版异文，近代以来也有不少人校过宋元版经注疏，而历史意识普遍薄弱。他们的目标在恢复一种理想文本，“错误”文本只有被淘汰忽视。经过王国维、赵万里师徒的突出贡献，学界对宋元版本的认识变得非常丰富而且具有体系性。近代以来出现大量影印本，也扩大了关心宋元版本的学者队伍的视野。于是有不少学者，包括张丽娟老师在内，在赵万里鉴定研究的基础上，又对文本进行校对，探索版本系统，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以前也调查《礼记注》的异文，发现十行本经注的劣质文本直接来源于余仁仲本，与南宋监本、八行本等形成两个系统。
与这些以往的研究不同，李霖以异文本身为研究目标。这里说异文，并不相对于标准文本，而是泛指所有不同文本。李霖要知道注疏文本（请注意是文本而不是版本）如何流传，各种异文究竟如何形成，所以研究在宋代编辑、刊行的过程中产生各种异文的情况。具体而言，北宋官方校定注疏，南宋编辑八行本、十行本注疏，注疏文本都经过较大变化。版刻定形之后，版片经过修补，文本又不断地变化。李霖对这些文本的变化进行微观分析，想要对刻版时代各种文本的幅度获得一种宏观的认识。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大胆尝试，因此他的讨论不得不带有开创性，不免让大家乍看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唐钞本与北宋本的文本对校，因为产生异文的因素很复杂，分析不得法很容易变成主观评论。李霖在分析方法上面下过很多功夫，总算提出自己的方案。这部分或许还不够完美，但他的尝试一定包含很多值得参考的内容，希望对读者有裨益。
本书重点在文本演变，也不意味着在版本学方面没有贡献。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八行本《周礼疏》的讨论。长泽规矩也以来，谈到八行本都要提到日人河又某的一篇文章，认为从编排的不成熟看，八行本注疏应该是《周礼》最早。这是几十年来的定论，没有人怀疑过。李霖设身处地推想用单疏本编成八行本的编辑过程，发现八行本《周礼》看似独特的体例，实际上不过反映贾公彦与孔颖达不同的体例特点而已，不能因此推论《周礼》早于《尚书》《周易》。李霖又进而从行款、标题、分卷等特点，推论《尚书》《周易》在先，《周礼》在后，是阿部隆一、张丽娟老师等版本学专家都曾忽略的问题，不能不说很漂亮，尽管也未必是铁定结论。（李霖又顺便指出，在河又论文之前，张允亮曾经提出同样的观点。于是我们才知道河又不是剽窃就是贩卖，根本不是能够提出重大观点的学者，这就难怪除了这篇文章我们都看不到河又有任何学术活动的痕迹。）如上所述，李霖的版本学都靠自学，实际上也没有直接调查宋元版本的条件。能够在版本学方面有发明，主要靠他寻根问底的思考习惯。学界定论要先学习，但也要自己确认定论的根据。这样时常反思我们现在的认识，学术才会有进一步的深化。
博士毕业后，李霖到了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任教。博雅学院重点培养年轻人在中西古典学方面的教养。于是李霖被赋予重任，要讲《诗经》《史记》《汉书》，课时很多。曾经听他说备课得花很长时间，压力很大，没有其他时间好好做自己的研究。
李霖老师
这确实是相当难受的情况。不过经过几年的教学磨练，李霖熟读《诗经》《史记》《汉书》，对《郑笺》有了更深的理解，又抓到了理解《毛传》的方法，对《史记》也有新的认识，这也是李霖兼具坚毅与随和的个性所赐。他开始拓展广阔的天地，作为十多年的朋友，我感到十分高兴。
本书包含尝试性讨论，并不都是可以评论是非的观点。希望读者不要急着要结论，而要慢慢体会李霖要讨论什么问题。这样看的时候，本书应该值得反复把玩。最近我在东京教书，有教学需要，接触较多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一九二〇年保罗瓦勒里在讨论马拉美《骰子一掷》的舞台演出问题的文章中，谈到马拉美诗作的艺术价值，说道：“这种荣耀并不是依赖无法明确辨别各个个人的群众数量，而是由互不相似的孤独的人们构成的荣耀。”我相信李霖这部书不会拥有大量读者，但应该会得到不少孤独的人们的支持。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