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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现代目光下的“长城”:从古老的遗迹到成为中国的象征_长城-中国-万里长城-埃及-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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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原标题:现代目光下的“长城”:从古老的遗迹到成为中国的象征微信ID:sanlianshutong『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长城伫立于中国的大地山河之上,历千百年而巍然依旧。它不仅是古老的遗

原标题:现代目光下的“长城”:从古老的遗迹到成为zhongguo的象征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长城伫立于zhongguo的大地山河之上,历千百年而巍然依旧。它不仅是古老的遗迹,更具有zhengzhi和文化的象征意义。20世纪之初,在帝制解体与列强入侵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长城逐渐从物质性的边防工程,转变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现代意义的观念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与现代视觉图像的传播方式(摄影、漫画、版画等)有着怎样的具体联系?

今天的微信选自《长城: 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作者搜集近两百幅国内外的珍贵图像材料,在美术史和视觉文化的范围内讨论长城图像的生产与传播,以及民族话语如何通过图像得以有效表达,为理解20世纪zhongguo文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文章节选自《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吴雪杉 著 三联书店2018-4)。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威廉·亚历山大《古北口附近的万里长城景色》,1796 年

现代目光下的“长城”(节选)

文 | 吴雪杉

1912年,《真相画报》杂志对上海与广东各市拆除旧城墙一事大加赞赏,随后提出了一个问题:zhongguo最古最大的城墙是长城,那么长城该不该拆掉呢?答案虽然是不拆,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仍可引发对于长城的思考:在 20世纪初期,一个现代国家刚刚建立之时,人们如何面对长城这个zhongguo最古老的建筑?长城又以何种方式,进入到现代世界?

伟大的古物

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民国元年,《真相画报》第 5期专门刊载“广东拆城之现象”“上海拆城之现象”“万里长城”三组照片,配有相关文字,展示zhongguo古城墙的现代命运。第一组和第二组是上海和广州城墙旧貌、拆后残迹,以及拆除后改建的马路,另附有文字解说拆除古城墙的必要性:

上海为万国商业之中枢,租界六通四辟,车水马龙,毫无障碍,唯县城闭塞,有同圈禁,不独贻笑外人,对于我国民,亦有种种之妨害。商场贸迁,全待交通,人民卫生,必资空气,崇墉屹屹,环绕四周,交通既形不便,空气定多秽浊,吾民何辜,受兹苦恼。

总结起来,城墙的负面作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阻塞交通、妨碍出行;2.不利空气流动,影响“人民卫生”;3.城墙四面合围,“有同圈禁”,让外国人笑话。晚清以来,拆城提议络绎不绝,主要因素就是第一点,城墙的存在使城市只具备极少数出入口,限制了城市交通。至于卫生问题,已属可疑;“贻笑外人”,就更是莫须有了。

一旦城墙拆除,拓宽马路,架设电车,城市便能散发出一番新气象:

民国光复,扫去一切腐败政见,与民更始,前都督陈炯明入手第一着,既先拆卸城垣,以利交通。以粤省烟户稠密,衢道湫隘,一旦筑马路,电车、马车、ziyou车,长扬往来,真足为新世界新人物之纪念。

在《真相画报》编者心目中,马路上ziyou往来的电车、马车和ziyou车,构成了“新世界”的象征,而古老的城墙,则是“新世界”和“新人物”的对立面,阻碍了新世界的到来,是应该彻底铲除的对象。

可以拆的上海、广东等地城墙,《真相画报》 1912年

在这个走向“新世界”的视域中,zhongguo所有的城墙,都发挥着当时人所认定的负面作用,均在该当拆除之列,其中自然也包括长城。但是编者又以为,长城可以例外:

城垣之宜拆,已略如上文所云。而我zhongguo最古最大者,莫如长城。由前二说,则长城亦在必拆之列矣。是又不然。长城西起于甘肃安西州布隆古城,迤东抵直隶临榆县之山海关。延袤五千四百里,高十五丈至三十丈,基址幅广二十五尺,顶面幅广十五尺,堑山堙谷,升降或有差至数百尺者,以坚牢之炼砖,及石筑之。每三十六丈筑一堡寨,置烽火台于上,工程伟大,莫与伦比。历代以之限西北戎马之足,匈奴、突厥、回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皆有所畏慑,不能越雷池一步。前清自辽左入主中原,且与蒙古世婚,列为外藩,二百余年,北方无烽燧之警,今更五族一家,共为同化,此城遂同虚设,拆与不拆,已无讨论之价值。而与其拆之而劳民,不若存之以为考古之资料。埃及之金字塔、罗马之千里石渠,合之长城,同为地球上最伟大之古物欤。

编者承认长城工程伟大和曾经发挥的作用,不过同时也认为,入清以后长城既已闲置,到民国“五族一家”,长城更是可有可无。即便如此,长城仍不可拆,原因有两个:一是从成本上考虑,拆之“劳民”;二是长城与金字塔、罗马石渠一样,都是“地球上最伟大之古物”,可以留作考古的资料。

不能拆的万里长城,《真相画报》 1912年

这里体现出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把zhongguo长城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引水石渠相提并论。这样一来,长城无论有用无用,都不能只从zhongguo出发来考虑,还应该放在“地球”的层面上来理解!这种思路和眼光,显然是此前历朝历代所不具备的。民国时期的zhongguo,已经开始习惯于在一种世界性(如果还不是全球化)的参照系中来审视自身。

这种看待长城的方式还带有一种现代性视角,“古”和“今”被明确地对立起来。长城在zhongguo“历代”或许起到作用,而在现“今”,它已经形同“虚设”。关于长城无用的观点,在清代就已经很流行,康熙在《山海关》一诗里说长城:“漫劳严锁钥,空自结山川。在德诚非易,临风更慨然。”乾隆《古长城》诗说得更清楚:“延袤古长城,东西数万里。其说出蒙古,克勒木迤逦。汉书称龙堆,仿佛疑即此。蜿蜒走山川,见田岂谬拟。向曾为之记,浅言抉深理。天地自然生,南北限以是。设云人力为,早应就堕圮。然今果限谁,内外一家矣。 ”《真相画报》的编者在长城无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长城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古物”,应该作为一种“考古之资料”来保存,这种态度却是古代从未有过的。

从现代性与世界性双重视角来审视长城,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价值属性:“伟大”。长城在建立之初,“工程伟大,莫与伦比”;即便放在整个地球上来看,长城也是“最伟大之古物”。这个“我zhongguo”最古、最大的城垣,在世界性的坐标系统下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它的民族意义,长城的“伟大”,恰足以说明“我zhongguo”的伟大。即便这个古物现在没什么实际作用了,但这无碍于它的“伟大”,或者说,它的“伟大”还在。

《长城》铜版画,刊于1873 年《伦敦新闻画报》

不过,用长城类比其他国家古代遗物,以此佐证长城存在的价值,多少带有西方世界的思想痕迹。在伏尔泰( Françis-Marie Arouet, 1694—1778)1756年完成的《风俗论》里,他开始将zhongguo长城与埃及金字塔做比较:

公元前 137年修筑的、把zhongguo同鞑靼人隔开并用以防御鞑靼人的长城,至今依然存在。长城绵亘 500法里,蜿蜒高山之上,深谷之间,几乎全都有我们的法尺 20尺宽, 30多尺高。就其用途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把长城和金字塔放到一起来认识古代世界,是伏尔泰一贯的方式。在伏尔泰《哲学辞典》“论zhongguo”里又回到这个话题:

这里无须拿zhongguo古迹万里长城跟其他国家的古迹对比;后者绝对比不上万里长城;也无须再提起埃及金字塔比起万里长城来不过是一些无用而幼稚可笑的堆堆罢了的话。

虽然伏尔泰反复强调zhongguo长城胜过埃及金字塔,不过在“古人”与“今天”的对比当中,长城还是变得“无用”了,这也是伏尔泰《哲学辞典》里“古人与今人”这一词条的基本价值取向:

zhongguo人,在我们通俗纪元前二百多年就修筑了万里长城,这道城墙却也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埃及人,三千年前,用他们那有九万平方尺地基的惊人的金字塔给大地增加了负重。没有人怀疑,倘若有人想要在现今搞这些无用的工程,虽然浪费大量金钱,也不易办到。万里长城是一座由恐惧不安而产生的巨大建筑;金字塔是一些虚荣和迷信的遗迹。长城和金字塔都证明人民的巨大耐心,却并不说明任何高等的建筑技术。无论是zhongguo人也好,埃及人也好,都不会塑成一件像现今 我们的雕塑家所塑造的人像。

伏尔泰将长城与金字塔相提并论,又从“今人”出发看到长城的“无用”,这和《真相画报》关于长城的论述几乎完全相同。作为欧洲启蒙时代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伏尔泰在 18世纪对zhongguo长城的讨论很能代表西方世界对于长城的理解。伏尔泰对长城的认识也一直在西方世界得到延续,如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没能看到长城的使团成员巴罗( John Barrow)在 1804年出版的《zhongguo纪行》里说:“正是犯下焚书坑儒罪行的皇帝修筑了这道宏伟的长城,举世无双,甚至最大的金字塔使用的材料也仅仅是zhongguo长城的一小点。 ”提到zhongguo长城就马上联想到埃及金字塔,在 19世纪的欧洲可能是一种常态。

到 19世纪晚期,这也成为zhongguo自身看待长城的方式了, 1883年《画图新报》一段文字充分体现了这种世界意识:

世上最古之国阙有五,曰:zhongguo、印度、犹太、埃及、巴比伦。巴比伦已衰败,不能为国。凡人工所作之古迹,首推埃及。如大庙、高塔,以及古王陵寝,皆巨大无比,如第三图。然不过表扬其国君之能,而无俾于实用。不如zhongguo之两大人工,可为万世之利益也。两大人工者,即万里长城,与运粮河。

最古之国有五,zhongguo是其中之一。所存古迹之中,最古者首推埃及,但埃及“巨大无比”的古建筑从始至终皆无“实用”,这样一来,最了不起的就还是zhongguo的“两大工程”,万里长城是其中之一。所以,单纯的“古”,也可以是长城获得价值的来源。而长城曾经具有的实用价值(“为万世之利益”),反而要排在“古”的后面,只是在单靠“古”拼不过埃及时,成为拿来说事的一个理由。

长城在建筑的实用性方面与埃及或西方古建筑之间的差别,美国旅行家、地理学家盖洛( William Edgar Geil,1865—1925)也有类似阐述:“如果zhongguo和印度受到了那些有巨型建筑,并因此引发了许多赞美的国家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现在都缺乏标志性建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政府中去找原因。在那些上述拥有宏伟建筑的国度里,这些丰碑大多是由于帝王或个人为使自己流芳百世而建造的;但zhongguo和印度是农业国家,因此虚荣心较小,其建筑主要是为人民的现实需要所服务的。这样,除了秦始皇美化京都的做法外,我们所见到的就只有像运河、大道,以及以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长城为代表的防御工事等实用工程。长城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时代。 ”

《长城图》,刊于1889 年《万国公报》

用埃及来与zhongguo并列,以其作为zhongguo古老的证明,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到 20世纪时就深入人心了。 通过与埃及、巴比伦或者罗马的对比,长城的“古老”获得了新的坐标。“古老”与否需要以全球为尺度来衡量。通过这种比较,长城以及它所代表的zhongguo,在世界上获得了一个位置,即“世上最古之国”。《真相画报》看长城的眼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挪用或者内化了西方世界对于长城的理解,转借西方的认知来确立自身文明古国的身份。

长城成为zhongguo的象征

孙中山在 1920年完成的《建国方略》里,为证明“行易知难”举了十个“铁证”,第六个铁证提到了长城:

zhongguo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筑长城,以御匈奴。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当秦之时代,科学未发明也,机器未创造也,人工无今日之多也,物力无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学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伟大之建筑者,其道安在?曰: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西谚有云:“需要者,创造之母也。”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 ,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 ,实与大禹之治水等 。由今观之 ,倘无长城之捍卫 ,则zhongguo亡于北狄 ,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 。如是则zhongguo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 。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 ,不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 ,长城之功为不少也 。而当时之筑长城者,只为保其一姓之私、子孙帝皇万世之业耳,而未尝知其收效之广且远也。

这段话常被学者视为长城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最早例证,如林霨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里就据此认定“孙逸仙率真地开始将长城变成一种民族的进步象征”。如果放在晚清、民国初年关于长城的话语情景里来看,长城在这里还不具备民族的象征意义。孙中山说在长城保护下,“zhongguo民族”从秦到宋一直没有被“北狄”所亡,谈的主要还是长城在历史上发挥的功用。这段话同时也暗示,在面对“蒙古”和“满洲”时,长城并没有发挥作用,“zhongguo民族”在这两个朝代就“一亡”“再亡”。这个观点,与 1912年《真相画报》说长城“历代以之限西北戎马之足”并无不同,是对于长城古代作用的一个传统表述。此外,孙中山的“zhongguo民族”明显是指汉族,长城固然是作为“zhongguo”的捍卫者出现,这里的“zhongguo”却过于狭隘。而孙中山援引长城,还只是将它作为过去“zhongguo民族”历史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来提及,长城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意义并没有得到表述。

《中华民国历史四裔战争形势全图》中的“长城之现状”,1912 年

民国早期长城所蕴含的多层含义,在鲁迅 1925年 5月作的散文《长城》里激烈地显现出来: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这篇短文最初发表在 1925年 5月 15日《莽原》周刊的第四期,后来收入《华盖集》。文中所谓“伟大的长城”“胡人何尝挡得住”,以及“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都是民国时期对于长城的普遍认识,算不得新见。比较独特的是,鲁迅说长城是“可诅咒”的,因为长城“将人们包围”,阻碍人们走进新的世界。而长城之所以能将人们包围,却又是因为人们不断给长城添上“新砖”。这里的长城似乎在隐喻zhongguo的文化传统,“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完全可以理解为“这伟大而可诅咒的古老传统”。在鲁迅这里,长城倒是具有比较鲜明的象征性,而这个象征也与后来的民族国家了无干系。

长城因为古老而受尊崇,同样也因为“老”,在面对现代时常常遭到批评甚至“诅咒”,从而出现既褒扬又嘲讽的双重声音。 1936年的一首《电贺万里长城》就发出了这种感叹。最后两句“你的存在值得我赞叹,你的灭亡也值得我鼓掌”,正与鲁迅所言“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相呼应。诗中也出现了长城毁灭的意象(假如“友邦”为了交通要把你炸平),设想长城被“粉碎”的情况。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设想堪称离奇,而放在民国初年,却是当时人眼中长城可能会面对的命运。

不过,因其伟大与古老,长城在民国时期已经近乎成为zhongguo的象征了,然而这个象征却并不全是美好。长城与zhongguo“可以相提并论”,而衰老且凄凉的长城在荒野与狂风中挣扎求存,也恰如当时风雨飘摇下的zhongguo。这种 20世纪 30年代对于长城与zhongguo之关系的理解,和后来是绝然不同的。

长城的伟大犹如古代zhongguo的辉煌,而如今的荒凉也与zhongguo当时的衰微相仿佛。长城仿佛整个zhongguo命运的缩影。而这个“衰老的祖国”,朝向的还是那个“古老国家的文明”。它指向过去,而不是未来。

小结

在 1912年至 1931年初,长城被视为伟大的古物、东方文明的标志、秦始皇时代文化精神的体现。所有这些意义,都是针对长城本身而言。长城只能证明传统zhongguo的伟大,而对于现代zhongguo,长城却是无用的,甚至在民国的第一年,就要面对“拆”与“不拆”的问题。

可能恰恰是长城的“无用”被突出之后,使长城在国家的现代性转变中获得了象征性。霍布斯鲍姆曾经论证,一个物体要想具有象征意义,它需要摆脱原先所具有的功能:“当不再受实际用途束缚时,物体或实践就具备了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对于‘传统’来说,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当没有被收拢携带(收拢携带即表示没用)时,身着便装的近卫团军官们的雨伞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 ”

《真相画报》上的长城照片,1912 年

可以和长城相参照的是法国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不仅是巴黎的象征,也是法兰西民族和法国的象征。罗兰 ·巴特指出,“为了满足这种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纪念塔的巨大梦幻功能,铁塔必须逃脱理性的束缚。为了成功实现这种逃脱,首要的条件是:铁塔须是一个完全无用的纪念塔”。罗兰·巴特还揭示出,埃菲尔铁塔的“无用性”在法国甚至一直隐隐约约地被人们看作一桩丑闻。这和长城因其劳而无功而饱受争议如出一辙。这里可以用符号学的理论来做出一个解释。假定长城的形体是能指,抵御外敌的功能是所指;当这个功能消失之后,它就只剩下能指——一个空的能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好赋予它一个新的所指,或者新的象征意义。

巴特问,为什么人们要去看埃菲尔铁塔?他的回答是,因为人们要参与到那个作为法国象征的巨大梦幻中去,通过这个梦幻去经历“目光和智慧的历险”。同样的问题也可以转向长城:进入“现代”之后,人们从zhongguo长城里看到了什么?是否也能从中获得“目光和智慧的历险”?

1930年,《良友》杂志刊载了一幅长城照片,用来和美国纽约的摩天楼对比。编者添加的说明文字很能说明长城进入“现代”之后所获得的现代意义:

上图是万里长城,左页所刊的是美国纽约城百老汇路。这两幅无独有偶的照片,可作古今中外的对照。东方文明是宽宏的,表现着悠逸的气象;西方文明是高纵的,表现着人事倥偬的情景。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胜。虽然zhongguo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未发现;可惜今日的长城老而无用了。古时的荣耀,是古人的荣耀;现代的命运,握在今人的手中。

《良友》画报中的长城与纽约摩天楼, 1930年

在这段文字里,长城明确作为东方文明的象征与西方文明对垒。再一次,西方的目光,或者说世界性的目光投射到长城上,赋予长城以全新的现代意义。在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长城开始获取了各种象征性价值,在不同语境中作为“zhongguo”的象征、“祖国”的象征以及“东方文明”的象征出现,分别在不同话语体系里发生效力。而拥有这诸多现代象征含义的长城,却永远以古老、伟大却“老而无用”的形象出现。那么,面对长城这古老的文物、历史的遗迹,乃至文明的化身,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当如何自处呢?古人的荣耀终归只是古人的荣耀,现代的命运还是要握在“今人”手中。而在不久的将来,“今人”就会筑起一座“新的长城”,将“古人的荣耀”与“现代的命运”融为一体。唯有透过“新的长城”,“目光和智慧的历险”才能最终投射到那座古老而伟大的长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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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吴雪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108060020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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