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拼合活字起因于汉字字数多达数万，若逐一铸造，则所需时间与成本之巨，在十九世纪前期实为难以想象的事。于是，在1830年代指点巴黎活字制造的法国汉学家包铁（Pierre-GuillaumePauthier）应用近似中文部首的办法，凡可以上下或左右拆解的汉字，都以拆解的部分活字拼合成字，而拆解的部分活字还可以和其他部分拼成其他汉字。
苏精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郑诗亮，原题：苏精谈西方传教士与zhongguo近代印刷变革
苏精先生长期致力于研究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林则徐看见的世界：〈aomen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zhongguo，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等。在新著《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7月；中华书局，2018年5月）中，苏精查阅了大量西文档案，细致爬梳、对比了各类中西文献，将十九世纪西方各个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使用西式金属活字印刷中文图书的具体过程，完整地加以呈现。此书甫一出版，即赢得广泛关注。而在这次访谈之中，苏精先生既回应了对其著作的批评与商榷意见，也详细介绍了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相关情况。
柳向春先生在《铸以代刻》的书评《西方传教士如何颠覆zhongguo传统雕版印刷》中提到，石印而非活字印刷，才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雕版印刷构成真正威胁的杀手。民国中期以来，由于铅印等更加便捷的现代印刷手段的发明与引进，广义的“铸以代刻”才真正成为现实。对这个观点，不知您作何评价？
苏精：的确有不少人说，取代传统木刻的是照相石印，而非铸造的活字印刷。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照相石印在十九世纪最后确实狂飙了近三十年，许多研究者被石印倏然而起的声势吸引，却忽略了在照相石印之前，活字印刷历经数十年的技术建设后，从1860年代中期起逐渐取代木刻市场的事实。活字印刷不像照相石印一窝蜂似的突然兴起而炫人耳目，也不像石印几乎完全集中在上海等少数大都市，而是稳扎稳打地在全国各地普遍取代木刻，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石印失去重要的科举考试用书生意，加上整体旧学图书的市场也告衰退，石印的生意从狂飙大幅度显著消褪，但活字印刷继续稳健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因此，说石印和活字印刷在十九世纪末年共同取代木刻是可以的，若说是石印而非活字取代木刻则是以偏概全、言过其实了。
也是在同一篇书评当中，柳向春先生提到“拼合字”这种印刷手段，并举了出版世家金山钱氏的钱国宝使用拼合字印制《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序》为例。您在《铸以代刻》也多处论及巴黎活字与柏林活字，但是并没有专门论述。那么，关于拼合字的缘起以及影响，您怎么看呢，能请您详细谈一谈吗？
苏精：拼合活字起因于汉字字数多达数万，若逐一铸造，则所需时间与成本之巨，在十九世纪前期实为难以想象的事。于是，在1830年代指点巴黎活字制造的法国汉学家包铁（Pierre-GuillaumePauthier）应用近似中文部首的办法，凡可以上下或左右拆解的汉字，都以拆解的部分活字拼合成字，而拆解的部分活字还可以和其他部分拼成其他汉字。例如不铸“清”字的活字，而以氵和青两个活字拼合，同时氵和青又可以分别和许多部分活字拼成更多的汉字，如江、河、倩、静等等。如此只需铸造较少量的活字，便能拼出为数较多的汉字，可以大量缩减整套活字铸造的时间与成本。
举例而言：第一种拼合活字的巴黎活字，包含三千八百七十六个活字，却能拼出两万两千八百四十一个汉字；第二种拼合式的柏林活字，包含四千一百三十个活字，可拼出两万两千三十一个汉字；至于姜别利在美华书馆铸造第三种拼合式的上海活字，包含七千四百个活字，可以拼出最多的两万五千个汉字。
拼合活字在铸造时有省时省工的优点，但应用时检字、拼字和排字都较费工夫，也比较容易出错，更严重的是以同一部分活字硬性和其他活字拼合，势必牺牲zhongguo文字书法的匀称平衡之美，以致拼出许多和zhongguo人习见者大为不同的别扭拙劣字形，但初期（1830年代）拼合活字的外国制造者不能领会zhongguo书法之美，也不以拼成的“洋相”字形为怪。美华书馆先购置巴黎和柏林两种拼合活字，由主持的传教士就其中字形不佳者逐字改善或重铸，同时增加其中的全字，减少拼合字，并由zhongguo人书写及雕刻字形，缺失逐渐减少，到1860年代中期，美华书馆自行开发铸造的拼合式上海活字上市，此后就不再听说有人批评其字形了。由于美华是十九世纪最大的中文活字生产与供应者，因此zhongguo内外的中文印刷业曾长期普遍使用美华的三种拼合活字，这是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发展过程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我们知道，您在长期的学术训练当中，积累了丰富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知识。而在写作《铸以代刻》这本书的时候，又查阅了大量档案。那么，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那些来到zhongguo的西方传教士，当他们面对宗教经典的翻译问题的时候，如何做到，一方面照顾zhongguo的文化语境与zhongguo百姓的接受能力，一方面又保持宗教的本真性呢？
苏精：以初期圣经中译为例，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在翻译之前，先深入了解zhongguo人各种文体，并试行翻译，他翻译过官方文书、儒佛仙道、小说诗文、劝世文及书信等等，他还是第一位英译《红楼梦》（节译）的人。但是，马礼逊在翻译圣经时，因坚持绝对忠于原文直译，结果译文中经常出现令人莫名其妙的经文，如“暗在深之面上”（创世纪1：2）、“尔室之勤烈，尽吃我焉”（约翰福音2：17）等等，前者在后来通行至今的和合本改译为“渊面黑暗”，后者则改译成“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马礼逊之后的传教士译经，不再坚持逐字照译的原则，并大多采用集体进行方式，同时又借重zhongguo士人担任翻译助手，以期译文既合于原本，又适应中文的语境。例如1840年代进行的“委办本”翻译，由在华传教士推举代表组成翻译委员会，开会前各代表按照进度准备自己的译稿，依代表之一的裨治文（ElijahC.Bridgeman）所记，他自己的版本是由跟着他学习十几年英文的梁进德（梁发之子）先从英文本译出中文初稿，经裨治文以希腊文本校对正误后，交给他的中文老师润饰文字，再由裨治文、梁进德和中文老师共同以前人的译本逐字考校而成。裨治文又说，代表们开会时，每人各带一名中文助手出席外，还有三名zhongguo助手供代表共同咨询之用。这些层层严密的办法是为了尽量达到译文存真和中文化的地步，至于实际上有无达成目标或达成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您阅读了那么多档案，肯定保存了很多关于传教士本人的细节。那么，从zhongguo近代西人在华传教史这个角度而言，其中提供了哪些有价值却又尚未为人关注的历史事实呢？
苏精：当年传教士的档案内容非常广泛，也包含他们自己的思想言行在内，这些对研究传教士个人或整体对华传教史都极为重要，因为其中不乏少为人知或甚至与已知相去甚远的事实。
例如，关于马礼逊的论著或传记中，他从来都是成就基督教来华的大事业而受到基督教界推崇欢呼的人物，但是从他与所属伦敦传教会来往书信的内容可知，他和母会的关系并非一直处于顺境，马礼逊曾公开批评传教会的理事和秘书以上司自居，对待传教士如下属，他没有指明是针对母会而言，但已引起母会理事和秘书的不快，也因此他在世最后七八年间受到母会的冷落和疏离，他自己更感到相当挫折。可是以往马礼逊的研究者，或许是为了维持他和教会的完美形象，也可能是没有利用过档案而有所不知，都不曾论及这些不愉快的事，不论是有意的忽略或无意的不知，后果是对马礼逊的了解不够真实、完整，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探讨也不够深入。
再如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长期在上海的两名传教士：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Muirhead）和美国长老会的范约翰（JohnM.W.Farnham），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对两人推崇赞许有加，但是档案中所见与一般表面所知有落差。
就慕维廉而言，他注重直接口头传教，不喜也无能力管理协助传教的墨海书馆与仁济医院，竟在1865年一年之中，结束了伦敦会上海布道站创立以来的墨海与仁济两大事业，将前者关闭，后者则轻易拱手让给一般西医经营。不仅如此，初到上海的资浅传教士若不能凡事接受慕维廉的领导，他即予以排挤，让对方不得不自行请求调往他处。
就范约翰而言，他相当不合群，在同会的传教士中人缘极差，几乎所有同会的传教士都和他保持距离，他一直批评同属上海布道站的美华书馆，等到1885年他终于主持美华后，却将美华管理得问题百出，长老会撤换他，他使出种种手段抗拒不接受，甚至对簿公堂，数年中闹得不可开交，让长老会总部及华中教区耗费许多时间与工夫处理他引起的问题。范约翰所办清心书院和《小孩月报》都获得研究者赞美，但若要评论他整体在华传教工作的成就，却不知或忽视他引起的诸多困扰，恐怕就有欠真实、客观与公允。
邹振环教授提到，您在书中讨论西方传教士的出版机构的时候，涉及传教资料太多，世俗的科学和人文书籍太少，但这些非宗教读物的影响力往往要大于宗教读物。对此您怎么看？后续您有想法要弥补这一遗憾吗？
苏精：邹老师评论的是实在话，我在拙书中讨论的也是实在话，传教士档案中的传教出版品史料本来就远多于科学人文书籍的史料，他们的终极关怀毕竟还是在信仰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算不上遗憾，如果传教士真留下不少科学人文图书的文献，而我只利用了其中一部份，那就真是遗憾了。
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方法问题。您纠正了很多传教士记载和学者研究著述的谬误，请问，您是如何做到“不疑处有疑”的呢？
苏精：简单说，第一就是仔细阅读和独立思考。例如，从来都认为著名杂志《遐迩贯珍》1853年创刊时的主编是麦都思（W.H.Medhurst），但我觉得《遐迩贯珍》在香港印刷出版，而麦都思人在上海，以当时沪港两地的海上交通单程需要十天至半个月，上海的麦都思不可能主编香港的《遐迩贯珍》——这样的怀疑其实只是本于常识，并不特别。顺着这个念头动手找下去，就发现不少史料都足以证明，当时人在香港的麦都思儿子麦华陀（W.H.Medhurst，Jr.）才是主编。
第二是多读多用第一手史料，自然容易看出变造的或根据二手史料而来的说法错误与矛盾。例如，我在拙书《林则徐看见的世界》中讨论的，1985年时有人变造林则徐所雇四名翻译官的传教士史料内容，还写成论文出版，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近三十年来所有关于这些翻译官的中文论著都受其误导，但我就用过同样的一批传教士档案，而变造者自己没见过这些史料，只是间接引用英文论著，却敢于变造，自然漏洞百出而经不起考验。
上次关于《铸以代刻》的讲座之中，您谈到，要节省目力，阅读更多档案。让我好奇的是，接下来您还有哪些档案需要阅读，又打算从中提炼、写作什么样的著作呢？
苏精：我过去比较关注印刷出版方面，最近几年则对医学史料很感兴趣，也已经抄录了不少这方面的档案，希望能对来华传教医生及其活动做些研究。在十九、二十世纪西方医学传入zhongguo的过程中，传教医生、海关医生、外国军医及一般西医都是西医东传的重要媒介，其中又以传教医生的人数最多，而且他们遍布在zhongguo各地行医，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在他们的档案中，有非常多关于近代zhongguo人身体、卫生、疾病、医疗及传播医学知识的史料。以往已有很多人研究传教医生，但直接利用他们留下的书信档案进行研究的还是有限，我希望在今年内完成一部以在华传教医生为主题的书稿，重点不在写他们的传记，而是他们的医疗活动以及他们和zhongguo人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