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13日，驻守北京的清朝士兵将安定门打开了，虽然他们没有按国际的惯例升起白旗，但城外的英法联军还是明白了清军的意思：清军投降了。于是，英法联军排好了整齐的队伍，大踏步地从安定门进入了北京城。这是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后，二百多年来，北京第一次易主。
而投降的士兵们，早已跪在北京的街道旁，用zhongguo的传统方式，迎接英法联军的入城，尽管联军并没有要求他们下跪。因为此前英法联军已公告，此次兴兵只是报复清廷的背信弃义，与百姓无关，北京城里的百姓也就放心地拥挤在街道旁，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此时，清廷留守北京的谈判代表恭亲王奕訢，看到此景不知作何感想，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警言。当然，后面的事情，更出乎了这位年轻亲王的预料：五天后，打着惩罚清廷虐杀英法使团的旗号，英军将大清皇帝的私家园林——圆明园一把火烧掉了。
额尔金乘轿进入北京
10月24日，圆明园的硝烟还未散尽，奕訢代表清廷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以此为标志，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了。在英法联军撤军后，奕訢就立即上书躲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恭请他回銮北京。咸丰是在英法联军剑指北京后，打着秋狩的旗号，仓皇逃到避暑山庄的。本来临阵脱逃就是很耻辱的事，如果战事结束还乐不思蜀的话，那就是无耻之耻了，因此，起初奕訢并没有把回銮当作什么难事。结果出乎了奕訢的预料：咸丰拒绝回銮。这让奕訢隐隐觉得，大事有点儿不妙。
因为咸丰“秋狩”，朝廷大员们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北京，受奕訢节制，另一部分跟随咸丰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以肃顺、端华等人马首是瞻。而肃顺与恭亲王向来不合，咸丰远离京师、远离奕訢，与肃顺等人整天掺和在一起，长此以往，奕訢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有点儿发慌的奕訢接连数次上书，请求咸丰回銮，均遭到了拒绝。
而身背国仇家恨的咸丰，虽然没做到发愤忘食，却实现了乐以忘忧，在肃顺等人的引导下，咸丰在避暑山庄用听戏和女人的温柔乡，来排解忧愁，竟过起了比在圆明园时更加快活的日子。咸丰还尤其痴迷于戏曲，在如意洲听戏成为每天必然的节目。有一次，伶人将“凭”念成了上声，咸丰马上就听了出来，指出这个字应该念去声，咸丰对戏曲的痴迷也就可见一斑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咸丰不愿回北京呢？
话说，别看现在的咸丰一副酒色财气的窝囊废样子，想当初刚登基时，他还曾是个奋发向上的好青年。只不过，咸丰志大才疏不说，又碰上了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这种千年不遇的大事，以他的才能根本驾驭不了大清这个烂摊子，也就越做越没有了信心，到最后干脆撂挑子，原形毕露，去乐以忘忧了。
问题也就来了，在北京也可以快活，为何偏偏是留在承德呢？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英法联军为何攻入北京。在1858年，清廷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本来战事已经结束，咸丰却对条约中规定的英法公式驻在北京不满，因为按照西方礼仪，大使驻京后，就要向咸丰递交国书，而英法公使是不可能向咸丰下跪的。在咸丰看来，这是最大的耻辱，于是要求这条必须修改，导致1859年，英法公使前来换约时，与清军在大沽口发生龌龊，结果，因准备不足，加上傲慢自大，大沽一战，英法吃了大亏。
为了报复，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zhongguo，这次不仅攻克天津，还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只得求和，双方代表在通州重启谈判，只是赔款、割地都谈妥了，双方却在公使驻京和公使向皇帝递交国书这两条上又扯起了皮。以为英法在有意侮辱他的咸丰，最终撕破脸皮，扣押了英法使团，从而招致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烧毁。
而战场上的失败，也让清廷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北京条约》最终规定了英法两国驻京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咸丰只要回到北京，两国公使就要向他递交国书，按照咸丰的理解，就是两国公使觐见他却不下跪，在咸丰看来，这是比割地、赔款更大的耻辱。因此，为避免这一幕发生，咸丰坚决不回京，他还曾发誓，宁肯死也不见不下跪的夷人。
1861年8月22日，被酒色掏空的咸丰，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了，这位说话从来不算数的皇帝，算是实现了不见不下跪的夷人的誓言。而咸丰也成为清朝最后一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皇帝，他的儿子同治在亲政后，接受了西方公使以西礼的觐见，zhongguo从此开始了按照西方规则进行外交活动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