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您对当下文学抱持着乐观的态度，那么先放下这种乐观，您觉得今天的中国作家有什么样的缺失？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阎连科：说句实在话，中国作家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认为是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他们太过聪明。这种聪明表现在大家对于小说的技术、技巧、方法、方式的借鉴很沉迷，而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人心、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够敏感，而是有意识地躲避。作家们太清楚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如何被喜欢。其中的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几十年来有太多的教训，太知道写什么样的作品会有什么结果。另外，我们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几代作家习惯了对中国的现实绕道而行，完全躲避中国的现实，无视今天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每一个人都会说人心不古，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为什么人心不古。而现在，大家有意无意地都重新回到了对于中国现实和民族历史的思考上来，这恰恰是文学新的起点。
辽宁日报：或者再谈谈您自己，您觉得自己在目前这个创作阶段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阎连科：对我自己来说，我陷入一个巨大的局限。说心里话，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我就没有自我审查，恰恰正是我自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自我审查，我相信我可以把《丁庄梦》写得更好。很多想写的愿意写的、真正能够发挥我写作创造性的东西都被我自己夭折掉了。人人都认为阎连科写《丁庄梦》是如此直接，这么尖锐，这么有激情，这么关注现实，甚至认为不应该关注得如此直接，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很清楚，其实我非常内敛，非常收缩自己。因此，我意识到，我们的写作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刚刚放飞的时候，就迅速落了下来。
辽宁日报：那么，您如何与这种有意识的自我审查相对抗？
阎连科：坦白说，我愿意尝试一次不以出版为目的的写作过程。我想放肆地、胡扯八道地去写作。甚至我在一次演讲里说过“我一定要做好人，但要努力写最坏的小说”。我希望在写作过程中，至少有一次或者几次放弃出版的意图。如果不放弃出版的意图，我不太相信自己可以把想象力、把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现实的认识进行彻底的撞击和释放。现在，我已经开始这样一种尝试了。它不仅仅是与社会现实进行撞击，也是对小说传统的某种破坏和尝试。每个作家在写作时太受困于故事中的因果关系，我希望大家通过一部小说看到阎连科真的在胡说八道，故事中间没有通常所见的逻辑因果关系。以前我从未考虑过不为出版而写作，今天有这样的想法，在写作过程中放弃出版的企图，挑战自己内心写作的激情和想象。
辽宁日报：您提到作家在写作时对出版的考虑，那么，您是否同样在意小说的销量呢？您心里有没有一个标尺，希望自己的书卖到多少本？
阎连科：中国没有一个作家不在意自己的销量。坦白说，我相信自己的读者群没有实际销量那么大，一部书卖了十几万册，其中一定有1／3甚至更多被大家扔掉或者放在书架上永远不看。销量因为种种原因超过实际的读者数量，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与父辈》，它是一部完全没有预期的作品，但是却卖得非常好，这本书确实容易看懂、容易接受，可能90%买了它的人会把它看完。而我的另一些小说，比如《日光流年》、《风雅颂》、《受活》，可能卖出去10万册，只有5万人看完。
对于阎连科的作品究竟哪本最好，大家很难取得一个共识。这可能就是阎连科与其他作家的不同。“至少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我不希望我的写作是单向直线向上的，我希望它从不同方向向上发展。 ”
辽宁日报：我知道您曾经讲过，您认为小说《长恨歌》的语言可能是您一生也达不到的。
阎连科：说心里话，我非常爱看《长恨歌》。文学有很多元素，其中有些元素是我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的，比如《长恨歌》里语言的精准、绵密、细致，是我没有能力企及的。我会设想，如果是由我去写，我有没有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再比如《秦腔》，那种充满的日常的细节，我也觉得十分了不得，尽管我也是来自乡村。假如来到一个村落，有一群农民在吃饭、开会、说话，贾平凹可以三言两语就把他们写得惟妙惟肖，我想，其他人没有这个能力。而莫言小说中那种恣意汪洋的情绪，其他作家也不具备。我尊敬的每一位作家一定具备我所没有的能力。
辽宁日报：那么您呢？您所具备的令其他作家所不能企及的能力是什么？
阎连科：别人谈过很多我的小说的特点，比如跟现实之间紧张的关系。我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具有某种疼痛的感觉，当然，有人会说你写得极其荒诞，不过，这种荒诞肯定是与我们的现实发生某种联系的。另外，很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用一个结构去讲故事，比如沈从文，他写得非常好，尤其是语言好，从他最初起步到他的巅峰期，是一条线形的往上走的趋势。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希望我的写作这一步和那一步有极大的差别。有的人说阎连科最好的小说是《日光流年》，但也有人说《坚硬如水》更好，还有人说《受活》更好，有批评家曾经讲过，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出某一位作家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但是对于阎连科的作品究竟哪本最好，大家很难取得一个共识。这可能就是阎连科与其他作家的不同。至少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我不希望我的写作是单向直线向上的，我希望它从不同方向向上发展。为什么大家一直谈论《我与父辈》多么好，其实并不是它比其他前辈的作品好，而是大家没有想到阎连科会写一部这么质朴、温情的书，它表现出了阎连科的另外一面。
辽宁日报：您曾经讲过自己读书很少，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您平时都会读哪些书？
阎连科：我不是一个受过系统大学教育的人，我的真正学历是高中辍学。我对文学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割断、片面、阶段性的，这就是读书少的结果。另外，我读书没有那么庞杂，一个作家可能需要读很多书，比如读哲学、风俗学、心理学等等，我在这方面接触是很少的。和其他人相比，我读书总是慢半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大家都在说一本书好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找来看看。最近我正在写作，我在写作期间，任何书都不看。
辽宁日报：您的写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很有规律性吗？
阎连科：非常规律，我基本上每天从早上8点写到10点，两个小时，大概2000多字，我现在还是手写。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下午。因为身体不是太好，我写作有点力不从心，一天写2000字，如果连续写十天半个月，颈椎和腰椎就开始不断出现问题了。对我来说，写作时间其实占得很少。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书上半年应该可以完成初稿。
作家简介：
阎连科 1958年8月出生，河南嵩县人。自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1978年应征入伍。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先后获第一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全国、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10余种语言，在近20个国家出版发行，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丁庄梦》、《坚硬如水》、《日光流年》、《风雅颂》、《受活》、《我与父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