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史的研究比较兴盛
首先是在以往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认识。吴宗国在《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中，从10个方面长时段多角度来探讨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问题，比较了汉、唐、明三代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牟发松的《汉唐异同论》分析了汉唐历史在建立背景、历史进程、典制沿革等方面的相似性，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民族融合及国际化、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连续性，试图从朝代循环出发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
其次是从政务运行和文书角度研究唐代政治和制度。刘后滨的《唐代中枢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从公文运行和体制变化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新概念，认为开元十一年以后中书门下体制取代了三省制。李锦绣在《从“三官通押”谈起———兼论唐代行政运作模式的变化》中认为，开天时使职的出现及安史乱后国家形势的变化，促进了四等官体制的瓦解，以长官、通判官、判官构成的三官通押在唐后期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讲求效率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国家行政机构运作模式。吴丽娱的《略论表状笺启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分析了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的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
二、经济史、军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
经济史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工商业和经济管理制度方面比较集中。宁欣的《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讨论了“宫市”缘起诸说以及杨国忠、宦官领使“宫市”的始末和“宫市”终止时间，并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在供送系统中的影响。李青在《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中认为，唐代是监察制度的鼎盛时代，其保证了经济活动有序，赋税有源，商业专卖有据，官府食利有准，救荒仓储有备。林文勋的《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提出，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商品经济长足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
军事方面的研究相对数量较少，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观点。张国刚在《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中认为，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但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黄宽重在《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中认为，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弓手是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基础。
历史地理方面以区域性问题的研究为多。李大龙在《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然后在圣历元年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黄寿成的《唐代河北神策行营城镇考》考察了乐寿、博野二县的设置神策行营的情况。李勃的《唐代赵昌进琼管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考〉》证实了《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此事记载的正确性和《册府元龟》的错误。
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方面，有关东亚的成果仍然较多。李德山在《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提出，唐朝征伐和消灭高句丽的积极意义是使该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二百年的和平与稳定。牟发松的《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回顾了汉唐间中日交流，指出日本7世纪~9世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它最终被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所接纳，隋唐时期日本使节的争长及日本国号的变更，显示了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顽强努力，也埋下了后世东亚世界格局的历史基因。
三、社会史及宗教史仍是研究的热点
张国刚的《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3个方面研究唐代的婚姻状况。姚平的《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通过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妇女的自我标识，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对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3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高世瑜在《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中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即中国古代决定男女两性地位、建构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中成文的规范，认为唐代是性别制度由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两性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张安福在《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中认为，唐初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之外，家庭收入略有剩余，以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王志胜在《唐代家财的管理制度》中认为，唐代家财管理的一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和均分原则，并指出唐代妇女在家财管理中所有的权力。
宗教与民间信仰问题是吸引研究者的又一热点。雷闻的《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分国家规定、地方允许和“合法”淫祠3个层次来探讨国家礼制与地方祠祀的关系，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类祠祀即生祠和城隍神等最为重要，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国家对于地方祠祀，并不是简单禁毁，更多是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蔡鸿生在《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中指出，在流亡中再生的摩尼教通过走向民间而实现自我转型，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并没有缓和政教矛盾或协调左道诸派；南宋时摩尼教的变异并未终止，反而出现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异端化的趋势。
四、史料整理
荣新江、王静的《韦述及其两京新记》介绍了韦述及其著述情况，分析了《两京新记》的源流和影响、整理情况，并指出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吴玉贵的《旧唐书校补举例———以〈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旧唐书〉勘误》对《旧唐书》内容进行了大量校补。武秀成的《〈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亦对《旧唐书》加以考校。傅璇琮的《岑仲勉〈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正补》对岑先生的著作加以校对、补充。孙继民的《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释录了娲皇宫唐代题记，并讨论了其对于晚唐泽潞镇及娲皇宫变化的研究意义。冻国栋的《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重新释录了五代吴国王氏地券，比对了其与此前此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的格式与内容的异同，并提出地券所反映的若干问题。郝春文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介绍了有关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未刊敦煌文献并且作了录文。
作者：黄正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