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意识形态之争是否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美国出台“普林斯顿计划”，着手构筑“民主同盟”；日本忙于搭建“自由与繁荣之弧”；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宣扬美国制度的吸引力，这些现象表明，意识形态差别似乎仍在分裂着世界。围绕这一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展开了讨论。
●“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相反，如果要消灭差别，取代不同，那才是矛盾、冲突、战争、恐怖的真正根源
●意识形态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观反映，既有的意识形态对立消除了，新的意识形态对立又会产生
●这种因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分裂对中国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它已经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障碍之一
意识形态之争没有随冷战结束而终结
楚树龙：很多人把20世纪定义为“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斗争”的世纪。20世纪初“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又形成西方内部的意识形态间的大火并。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西方认为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胜利，社会主义失败了。
如按照西方的逻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终结”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就应消失或大为减弱了，因为既然它“终结”了，就不应再是主要的问题。可冷战结束后的历史并非如此。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在冷战结束及人类进入21世纪后，不但没有减少其世界观和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要用武力手段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大有在全世界进行一场更加全面的“意识形态战争”、“价值战争”和“文化、文明战争”之势。
阮宗泽：去年9月美国推出了“普林斯顿计划”。该报告花费了三年时间，共400多人参与，其中不乏美国的诸多前政要、知名学者等。该报告提出一个名为“民主同盟”的概念，要求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大的联盟。此前，美国还出现一种所谓的“全球战略”论。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应与英国、印度和日本组成“四大国联盟”，由此奠定美国的“离岸制衡”者作用。这一新联盟被称为“4+4”，即美、英、印、日4大国，加上4个巩固战略原则：激进主义的危险、失败的专制政府和大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问题；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普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将增加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动用军队仍是有效、合法的治国手段。从这些动向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因素仍是一些国家结盟的必不可少的驱动力，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在内的观念已经成为西方的外交工具。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已被西方神话，并出现一种宗教化、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
王义桅：其实，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是根本的还是表象的？是短期的还是长远的？中国人更多从政治上层建筑理解，而西方则着眼于社会制度认同，以至于意识形态成为西方优越感的来源和结盟的基础。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涉及到东西方政治观的根本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认为，差别是假象，统一才是本质。而其他国家认为，意识形态是西方化的概念，社会、历史、文化差异是难以通过意识形态整合的。在东方社会，宗教与政治很早实现分离，世俗化比较彻底，使得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超越其价值理性，西方社会则不然。
美国作为西方世俗化最弱的国家之一，其世界“领导”地位首先体现在对西方的领导地位，“国际社会”的提法很大程度也是西方主流社会的代称。对价值理性的强调，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超越传统主权观念。因此，美国时常挟“民主、自由、人权”以令诸侯，干涉他国内政，美其名曰“天定命运”。
什么让差异越来越大
楚树龙：一些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倾向有其理论基础。在冷战刚刚结束两三年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就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其大意是在以东西方地缘战略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则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抗，特别是“西方”(“The West”)和“非西方”(“The Rest”)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而在“非西方”文明、文化中，又主要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与对抗。不错，“文明冲突论”从没有得到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正式接受和认可，但就像不能公开表示对不同种族的偏见的“政治正确”一样，“文明冲突论”实际上一直在很多西方人的意识中徘徊，并成为他们认识世界、采取外交战略行动的指导思想之一。
其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怎么认识、怎么看待和想象这个世界。如把一些不同的东西看作、想象为“邪恶”，那么它可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邪恶。“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战争”等很大程度上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是一些人和势力不可避免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和战略政策。
就像世界上60多亿人中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那样，世界各种文化、文明、宗教、国家等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差别是正常的、自然的。差别并不必然等于善恶之分，不等于优劣之别。不同文化、文明、宗教、民族、国家之间应相互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和借鉴，共同进步，人类几千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相反，如果要消灭差别，取代不同，那才是矛盾、冲突、战争、恐怖的真正根源。
这种偏执的意识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唯我独尊”。表现在把人、国家、文化、世界分为等级，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先进的”、“文明的”和“普世的”；全世界要想没有冲突、没有战争、没有恐怖活动，那就必须都变成“民主的”，变成美国和西方式的民主，否则世界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美国一些政治家长期抱有“改造伊拉克”、“改造中东”、“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宏伟之志，但与此同时，他们从不感觉自己需要了解、理解世界其他国家，即使是出于要改造这些国家的目的。所以，在一个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一个有3亿人口、军费一年花5千亿美元的国度，在一场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行动中，真正了解那个国家语言和文化的美国人寥寥无几，害得美国总统跑到国务院宣布“国家安全战略语言”计划。
王义桅：“分裂的世界”或“世界的分裂”这种提法本身就表明世界原本是一体的，或应该是一体的。其实，一体的世界只是地区化发展至全球化阶段后的产物。世界本来是相互独立乃至孤立存在的。从本质上说，当今世界的分裂并非由意识形态而起，而是由于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不同及处于全球化不同阶段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同地位、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导致。其实是多元世界的必然产物。
但是，意识形态也具有反作用。比如，“民主同盟”的目的就在于塑造“民主”统一战线，对抗“非民主”国家的挑战。这是人为在制造分裂，是以18世纪的思想试图解决21世纪的问题。现今世界，全球化总体上以西方化方式演绎，意识形态的西方范式成为主导范式，但意识形态本无所谓高低、先进与落后之分。西方忽视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强行推广其意识形态，造成对西方的反对和反全球化运动，也就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技术、制度、观念的扩散，西方优越性不断丧失，而且其载体――人口还在衰减，这也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促成了意识形态对立局面的形成。
对立局面还会持续下去吗
阮宗泽：输出意识形态造成的动荡和灾难并不鲜见。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最新实践。美国还雄心勃勃地要把伊拉克这一民主样板推广到中东的其他国家。现在，伊拉克仿佛已变成了绞肉机，每天都在吞噬着无辜的生命，伊拉克的战乱还可能波及周边地区，成为一个动荡源。在刀光剑影中，民主如何才能保证伊拉克人民的安全？
全球化的发展正在改变国家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联盟”论已经不合时宜。 一方面，各种威胁层出不穷，需要各国协力应对，这时候是不能讲种族、性别、信仰的。另一方面，即使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意识形态，也难以保证它们之间不会有争端与冲突。美国可以一时组成“志愿者同盟”，但正如伊拉克战争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志愿者同盟”是脆弱的、长久不了的，其他同伴已纷纷弃它而去，如今美国基本上在伊拉克是单兵作战，形单影只。这不能不发人深省。因此，西方应当放下身段，摘下有色眼镜，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共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王义桅：意识形态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观反映。既有的意识形态对立消除了，新的意识形态对立又会产生。文化的底蕴和韧性为政治的演绎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这似乎成为国际政治的悲剧。历史上有“十字军东征”；如今，布什曾将反恐战争误说为新的“十字军东征”。政治正确性的原始冲动，当与安全感、优越感结合在一起时，就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在反核扩散、意识形态对峙和地缘政治考量的交织中形成，其对中东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意识形态对立的表现各种各样，有的是国内意识形态外溢效应造成的，比如东亚民族主义高涨导致中日韩三角关系一度跌入低谷；有的是把国内标准国际化导致的，比如“邪恶轴心”论导致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对抗，并集中表现为现代性与本土化、全球化与地区化的冲突之中。意识形态的原教旨化才是造成世界分裂的根本原因。比如，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民心、民祉。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导致了该地区的动荡。当自由被奉为神的时候，就很难避免如此后果。面对失衡的世界和失范的全球化，急需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妥善处理意识形态差异，遏制意识形态冲突愈演愈烈的局面。
楚树龙：现在，在从北美、西欧到日本、大洋洲的西方国家内，很多人担心由于伊斯兰极端势力给美国和西方带来了严重威胁，西方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逐渐演变得不可调和，其实这与伊拉克战争也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全球化大潮流势不可挡，全球化就是民主化、多样化，而不是美国化、西方化和单一化。伊拉克战争将留给美国和世人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任何人，包括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说偏执的“意识形态战争”、“价值战争”、“文化、文明战争”的意识和行为注定没有生命力。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存在一定的调整机制，不变化、不调整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种对立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阮宗泽：因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分裂对中国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它已经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障碍之一。如中国与八国集团（G8）的关系，尽管中国与八国已经有了不少接触，双边关系都在稳定发展，尽管有呼声希望中国加入该集团，但显而易见的障碍之一就是，G8不仅仅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更是一个“民主国家俱乐部”。在它们看来，在政治上，中国是难以达标的。当然，中国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是对世界多样性的贡献。中国尊重各国的选择，无意输出意识形态；同时，也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别人的说教。
王义桅：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世界的分裂。作为高度卷入全球化的中国，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体现在中国在国际上倡导超越“你的”、“我的”的分裂世界观，以“天下无外”、“思想无外”的大度超越西方的“异端”观念，倡导和谐的意识形态观。为此，中国反对泛意识形态化，主张国际关系淡化意识形态影响，更反对动辄以意识形态划线，或以政治正确性自居，推行意识形态霸权。当然，反对意识形态化的办法，不是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对立面，而是倡导更具包容性的观念，使各民族和谐相处。必要的力量制衡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意识形态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