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0日，云南省版画创作研讨会在“普洱学院那柯里绝版木刻教学学生创业创新实践基地”圆满结束，老中青三代版画艺术家针对云南版画的历史及现状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主要涉及到版画技术与艺术关系、版画创作的地域性、民族性与当代性、绝版木刻发展现状分析等问题。本文就研讨会的内容，结合个人的思考，谈些感受和想法。
云南版画的历史，根据文树荣先生的研究，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是以部队版画为主的，70年代在云南艺术学院叶公贤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培养出第一批以李忠翔先生为代表的云南本土作者，至80年代以绝版木刻技法的版画创作影响力逐渐扩大。
这批“以云南本土题材为主”的作品，在一定的时期成为大家对云南版画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常常被贴上了“地域性”的标签，结合当下的云南版画作者的身份构成，过多的强调其“地域性色彩”已不可能了。
实质上，云南版画的地域性问题，随着创作环境和创作者身份的改变，已成为一个伪问题。比如，“云南版画的特色是绝版木刻”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但往往被理解为“绝版木刻代表了云南版画”，甚至进入“绝版木刻等同于云南版画”的认识误区，这种理解就与云南版画的现状偏差太大了，其实在此次第十届云南省版画作品展上，绝版木刻作品的数量恰恰比往届少了许多。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云南版画的“地域性色彩”体现在本土题材上，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人物、风情等内容上，这个观点也逐渐发展成认为这些内容代表了云南文化的认识误区。在今天这个扁平化的信息时代，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早已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很多方面，所谓的少数民族仅仅剩下一个称呼而已，再来过多的强调以上所谓的“地域性、民族性”，显然是个伪问题，除非利益驱使，想想今天的云南旅游业，只会打着地域风情的牌子吸引廉价游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强调“地域性、民族性”，还是提出“当代性”，这些问题实质是围绕“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的，由于老中青三代人的经历不同，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自然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李忠翔、郝平、郭游、贺昆等前辈艺术家，一致肯定了这些年云南版画在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以及多元、丰富的创作面貌，但同时认为在缺失了人文关怀下的版画创作，无论“技术”多么高超，其艺术价值是不高的。当然，能够体现“人文情怀、现实关注”的作品，在此次云南省版画作品展中的确匮乏，但这绝不止于云南版画独有的现象，在其它画种及艺术门类中，以及整个中国艺术相关的创作中，都存在着“人文情怀、现实关注的缺失”现象。
作为艺术创作者，当然要不断追求、超越自己，以攀登高峰为目标的，但注重艺术价值的表象背后，容易混淆“技术与艺术”在以学院版画为主的本体语言进程中的逻辑顺序。比如张晓春教授结合学生的毕业创作明确的谈到，追求技术的精纯是学院教学中的教学目的，但“人文情怀、现实关注的缺失”的普遍现象也同时困扰着教学，又难以在短期内从精神层面迅速提升学生的审美判断力。这是该问题的实质所在。
事实上，长期以来在张鸣教授等人的努力下，学院版画在云南迅速的提升着其技术场域，建立起了本体语言研究的坚实平台，正逐渐形成“教师、技工、艺术家”三者身份合一的年轻骨干力量，出现了突破版画形式的一些装置、影像作品，而技术在不断实验、积累、演化进程中的突破，又返哺回本体语言层面，使其得到的不断提升，就像郝平先生谈到的“有些作品技术本身已在证明其艺术价值”。 这恰恰是云南版画“当代性”的体现所在，也是版画这门“世界语言”的体现所在。
因此，云南版画不能“在某种原因所导致的缺少艺术价值”的前提下，忽视掉技术试验所带来的革新式的进程，忽视掉由技术引发的深层次的艺术反思与反识。“技术与艺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技术既观念”。艺术价值的体现，只与个人的情思、格局、修养有关，与“个人技巧”有关，与“技术本体”无关，正是“技术”的“不断实验、积累、演化”，促使云南版画到了摆脱历史包袱的时刻，辉煌的历史只是过往，我们应该轻松的面对未来，创造更加辉煌的云南版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