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意文学史的人，如果不是有创作的欲望，大多是有鉴赏的嗜好的。胡适早期喜欢读书，著述的冲动在其文字里也可看到。他在《竟业旬报》写下的文章，能看出他不凡的才情。不过说理的激情大于意象式的思维，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注定了他的未来的选择，倾向于学究式的境况，而不是作家的心态。学者眼里的文学和作家眼里的文学是不尽相同的。看他的文字就能发现和五四许多作家面目不同的一面。后来一些青年作家对其不以为然，也不是没有道理。
独异的文人是不太理会学者的文学史观的。他们会觉得那是纸上谈兵，离心灵的距离殊远。浏览胡适的讲文学史的文章，没有像看鲁迅文本那样的震动，像是和蔼的长者，坐在书斋里慢条斯理地谈天说地。再奇幻的作品，在他那里也不能掀起情感的涟漪，一切都转换成静静的风景。不是融化在其中，而是远远地站在画面的对面，情感的波浪都凝聚起来了。我印象里他的读解文学，不是审美的好奇，将自己从中剥离出来。而是抽象出什么道理，归纳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他阅读诗经，更看重的是社会学的隐含，而不是生命价值。即从社会学的层面颠覆传统的狭窄的道学的理论。《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强调：读诗经“当以二十世纪眼光读之”。“古人说《诗》之病根，在于以诗作经读，而不作诗读”。此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但怎么作诗读，他却没有展示，彼时的兴奋点不在艺术的神韵里，而是在社会内涵中。1922年4月22日，他在日记里再次讲到诗经的问题。大意是要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来解释诗经。其中民俗学的角度更为重要。诗对他意味着知识，还不仅仅是美的精神。这是典型的学人式的史的眼光，与自由诗人与作家的精神体验是很远的了。
由于要在艺术之途寻找规律，他的思路急于在现象的归纳上行走，几乎来不及咀嚼神思一类的存在。作为归纳法的信仰者，胡适打量文学时的目光是锐利的。比如他认为我国文学有三大弊端，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模仿古人，三为言之无物。其观点入木三分。这也是文学改良意识萌发的原因之一。不是讲不破不立么？胡适要破的就是这三种流弊，继起的是新的文化理念。在他看来，文学有了问题，就必然发生革命。《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说道：
以韵文而言“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是进化论的观点触发了他，还是自己的归纳法起了作用，我们不得而知。类似的话，王国维也是写过的。不过王氏和他的区别是，从心灵的过程及精神的演变来看文学的进化。胡适是从社会规律的角度打量诗文的轨迹。从社会规律的角度看问题，就往往在宏观上、意识的流变上着眼，会把问题意识延伸到艺术之外的领域。而从心灵的层面瞭望文学之路，就会是摇滚撼动的内力，直接与玄学里的东西接触了。《人间词话》远胜于胡适的读书笔记，是世人公认的事情。但胡适的开阔的社会学视野，也非当时的人可以比肩。王氏的价值是私人的，个体的，永久的。胡适则开一代人认知事物的风气，为后来者铺上天梯。自己消失了，却让无数人站高了。
从他早期留下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爱好，不是走奇、险、怪的路子，以为文章乃辞达而已，不是作态的文体。他厌恶文学里的故作高深，通达与素朴之美是重要的。所以他在《论文学》里说：“文学大别有二：有所为而为之者；无所为而为之者”。这两者里，一是功利的，二是超功利的。前者是讥讽、劝导、暗示，后者乃游戏与自由的表达，忘我的燃烧。文学是很个性化的劳作，极其隐私和自我的。可胡适却不是从私的角度阐释这些，而从公的，即社会的普世的层面论述诗文的奥秘。其实他自己欣赏比自己高妙的文人，比如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字，他很喜欢，对鲁迅兄弟也是推崇的。不过他讲文学的时候，注重的是史学的价值。从认知的角度了解它们，不是心灵的感受上阐发问题。所以他的讲文学，和同代的许多人略有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