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除了琳琅满目的“中国造”商品，王健、郎朗、李云迪、李传韵、黄蒙拉等同样是“中国造”的演奏家已经在国际上建立起他们独有的位置。于是有人预言，今后数年，古典音乐的未来将掌握在中国音乐家的手中。
这样的新闻应该是让人兴奋的，预言未来虽然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可是考虑到中国正在成长中的3000万钢琴和1000万小提琴琴童，以及每年20多万进入音乐学院的学生，许多家长都宁愿这样的预言会成真。
其实，近些年，关于“中国造”的歌唱家、画家、建筑师、导演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认同的新闻并不少。据统计，大批的中国音乐家在西方的音乐厅和交响乐团找到了“家”，欧美许多精英音乐、绘画学校、建筑系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多得惊人。“中国造”终于开始出现在艺术领域了！
可是这样的新闻真值得我们高兴吗？
大多数的这些“中国造”们，除了最初的根基是在中国打下的，其余的训练与提高都是在西方完成的，接受的也完全是西方的理论与思想体系，他们除了具备中国的基因外，骨子里已经成为西方艺术体系的一员，完全在欧美的标准与规则中运行。这些标准与规则是早就制定好了的，只要你达到这个标准，不管你是哪国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和谐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跻身于艺术殿堂的原因与身上的中国元素无关。
记得傅聪说过，再灵巧的手指、再高超的技巧也只是硬件。而要成为大师，依靠的是文化的修养，依靠的是中西文化的贯通。当一批批“中国造”的艺术家们走出国门时，其实他们还没有完全将中国文化的根基打结实。而由于对西方的宗教信仰缺乏深刻的认同，他们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认识也必然停留在浅层次，他们大多会成为“不中不西”之人，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贯通中西”之人。
也就是说，你很难指望，这些大批大批的“中国造”会用自己独特的“中国特色”丰富西方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他们中也没有多少真的能在西方艺术的各个领域留下鲜明的“中国元素”，他们依然只是西方的艺术产业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硬件而已。
专家认为，正如在全世界的产业分工链中，中国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打工仔”的地位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闯荡西方的艺术江湖时，大多数在很长时间内恐怕仍将处于高级“打工仔”的地位。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非常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与努力，不应该在西方艺术领域只是“打工仔”，我更愿意看到活跃在西方世界的大批的中国艺术家们，中西融通之后，能写出比《黄河》、《梁祝》更好的作品，诞生出比徐悲鸿、吴冠中更杰出的画家。
当然艺术的普及与提高没有必然的联系，数量与质量之间有时也没有必然的递进。日本、韩国的古典音乐教育非常普及，但也不见得就一定会产生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匈牙利、波兰人口很少照样也诞生过伟大的影响世界的音乐家。出了一个郎朗、李云迪，不等于就会有更多的郎朗，纵然是有几千万的琴童做基础。
值得忧虑的是，相当多的家长逼着孩子学习各种乐器，并非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而这种功利性又恰恰是艺术本身所排斥的。热衷于让孩子通过操琴舞墨来成名成家的梦想，其实是不值得鼓励的，因为这条路其实偶然性更大，失败的概率更高。
如果浪费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与快乐，将一批批的孩子送到欧美的精英艺术院校，最后只培养出一批批对艺术没有激情的“匠人”，这个代价也太大了！这样的“中国造”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