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上的“自恋”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在许多作家那里，现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被“自恋情结”所取代，进而造成了一系列文化症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上的“自恋”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在许多作家那里，现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被“自恋情结”所取代，进而造成了一系列文化症候。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一直未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这里拟对当前创作中自恋的文学表现形态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从深层观照当下文学的心理病灶，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自恋”问题的形成
“自恋情结”作为当下文学的一种新的因素或者现象，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萌芽到全面展开再到深度异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一批被称为“先锋”作家---如马原、格非、孙甘露、洪峰等的笔下，砸碎了意义锁链的语言，率先对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追寻与理性建构进行了大规模反动，在有意无意中暗合了拉康所谓“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的观点。时代的沉淀越来越清晰地显明，语言对理性主体反动的背后，遮蔽着自恋的冰山一角。换言之，作为文学“向内转”的标志，将“怎样讲述”放置在“讲述什么”之上的先锋作家对语言形式的偏爱，正是叙事者自恋情结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过语言自恋这一初期阶段后，自恋的精神气质延伸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并日益得到发展。“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确认性描摹，便源于“先锋”文学对神性乃至人性本质的颠覆，对宏大叙事的反叛，它对于琐碎、细杂的日常生活，对于物欲原生态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描摹热情，生孩子、换尿布、赶班车、夫妻吵架、豆腐馊了等人生场景不经提炼便堂而皇之密集涌现于审美世界，个体湮没在缺乏诗意也毫无秩序的庸俗生活之中。这一生存认知模式与叙事者的自恋意识有着莫大的关联：折磨新一代自恋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是苦于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除了新写实小说，王朔也是一个代表，在他的作品中，市民性、世俗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伸张。
自恋情结趋于膨胀，可以贾平凹的《废都》为标志。在知识话语衰微的年代，以庄之蝶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但享受着趋之若鹜的女性，而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世人的格外关注与尊崇，这种自恋性想象的扩张也许才是“《废都》现象”的实质。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创作则从另一向度预示了作家自恋情结的普遍化，正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所声称的：“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创作姿态的确立，其背后更潜藏着极大的女性自恋和心理黑洞，这对倾向于进行自我探索的新一代女作家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
经过十几年的扩展弥漫，自恋情结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审美趋向，具体说来，其表现形态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即身体的自恋、精神的自恋、自我的迷恋和叙事的自恋。
身体的自恋
我们发现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一些叙事者对身体的表达欲望已远远超过对生命本真的探求，以对身体、欲望的迷恋化、核心化乃至时尚化认同，来传达其对生活、历史、现实的基本理解。在后现代消费语境中，由于自我本真的缺失，现代自我塑造的合法性遭到颠覆。以身体审美为核心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扩展”取代“自我认识”和“自我净化”，成为基本的生活认知模式，即费瑟斯通所说的，在此不存在人类本性或真实的自我，而只是一些“准自我”的集合，“我们的生活可以任意地按审美的方式来构成”。福柯则对这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形态进行了揭示，指出超级自恋的现代人(即“花花公子”)“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与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费瑟斯通语)。木子美的“遗情书”、“芙蓉姐姐”的S造型、教授裸体授课、作家走上街头乞讨、网络上的种种博客秀，这些文化现象之所以能把不美甚至丑陋的事物想当然地变为“美”，正缘于自恋意识的膨胀，本来不可或羞于示人的东西，人们却不顾接受者的心理反应与承受状态，主动兜售出来以供观赏和展玩。
与此相映照，形形色色的“上海宝贝”、“北京娃娃”、“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等，都可谓“花花公子”这一自恋情结的经典演绎。
精神的自恋
相对于身体的自恋，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精神的自恋表现得更为复杂一些，综合其要，是指叙事者将其对某种思想观念、精神倾向或信仰的坚守作为一以贯之的叙事目的，所有的叙事技巧、叙事方法乃至叙事立场都围绕着这一核心“旋转”，呈现出概念优先于审美的倾向，如张炜的都市批判创作、张承志和北村的宗教叙事、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都渗溢出日益鲜明的精神“自恋情结”。
以张炜创作为例，出于对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给现代个体造成的生存阴影的拒斥，其叙事的主体性立场日益明晰，同时又日益简化为传统的道德实用主义。从《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到《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他以“融入野地”的决然姿态，对超溢出传统文化道德规范之外的一切表达着“愤怒”，导致了对历史精神与人文立场的双重质疑。
从先锋文学转向“神性写作”的北村也有类似的倾向，具体说来就是将文学叙事当成了宗教信仰的形象性解说词，尤其是《愤怒》更有代表性。主人公李百义“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最终以爱拯救灵魂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基督教义的具象阐释。信仰理念也许让人肃然起敬，可是叙事的断裂与突兀使这一形象较难获得血肉的丰满与统一。
当下小说还有一种流行趋向，就是似乎只要避开政治、阶级等视角，就有重新叙事的意义和创新价值。这种“非政治”和“非阶级”的创作倾向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自恋。比如苏童的《碧奴》，过多的关于眼泪的叙事稀释了孟姜女传说的悲剧意义与人文情怀，成为一场勉为其难的叙事技巧的长旅。
与小说创作相比，散文由于体裁上的便宜也很容易滑入自恋的漩涡。这一点在余秋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文化人格”问题在被强调了多年之后，在其作品中仍不过是一个自明的价值判断标准，至于它的内涵及其与现代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则少有审美化的追思，长而久之则陷入了一套固定的话语方式。余秋雨与上述作家一样，试图以文学解决文化问题，都因占据了某种思想高地而呈现出舍我其谁的自大型自恋倾向，仿佛只要凭借着精神坚守，自然就能获得文学叙事上的成功，结果却恰恰造成了对文学张力与弹性的稀释。
自我的迷恋
通俗一点说，自我的迷恋就是爱上自己不能自拔。如果说身体自恋与精神自恋是从文本的叙事立场、叙事声音、人物形象、主题思潮等层面渗透出创作者的自恋情结，那么自我迷恋则进一步表现为作家对自我的整体性的过度迷恋。自我的迷恋介于前二者之间，近似于弗洛伊德之“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但它却是自恋更为复杂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点在“80后”写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带有强烈自我原型情结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出身高贵、才华横溢、相貌出众、举止高雅、备受艳羡的王子公主型人物，“从巷子里穿过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那是一种隆重的检阅。我觉得自己是个引人入胜的孩子，于是神采飞扬”；“等到我长大之后才明白，我真正迷恋的是从我家到那个人身边的这一段路。它像极了我的一场表演，一场我精心打扮的演出。”(张悦然《这些，那些》)
在这方面，女性写作则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在自恋的女性主义那里很难分清其身体自恋与精神自恋，往往是种种因素混沌不清的混合。伊蕾、翟永明、唐亚平等女性主义诗歌毫不掩饰对自我身体样貌的仰慕与崇拜：“顾影自怜---/四肢很长，身材窈窕/臀部紧凑，肩膀斜削/碗状的乳房轻轻颤动/每一块肌肉都充满激情”；“我欣赏我吸烟的姿势/具有一种世界级的美感”。在陈染、林白笔下，“她们”不但“外貌美丽绝伦”，拥有“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的白皙皮肤；气质更是“超凡脱俗”：“独自倚栏，一袭长裙，一双素手，一杯上好的碧螺春，一本中式线装书，一双秋水满盈的眸子，目光里似怨似嗔；若虚若实”(林白《回廊之椅》)。更多女性叙事者直接将自身当作日常生活最具审美性的表现对象。林白在《说吧，房间》中宣言：“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既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在以卫慧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自恋被推向高潮：“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卫慧《上海宝贝》)。
叙事的自恋
在自我的迷恋中，叙事主人公虽然带有强烈的自我原型倾向，但是作者与叙事者、叙事者与故事之间毕竟还相隔一层纸；那么叙事的自恋则完全打破了这种隔断，不但表现为对个人经验的执著与叙事能力的自负与依赖，而且更直接出现在文本表述中。
这种自恋形态从表面看也许不如以上三种明显，但它是自恋的变种，其艺术上的自恋倾向也更为隐蔽。从上世纪80年代马原所说的“我就是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叙事者乃至于作者本人再也不肯默默躲在文本情境编码背后，总是要有意无意地跳将出来，做一个似乎可有可无的亮相，类似“住院的详情，将另辟专节叙述。现在让我们回到灯光昏暗的厕所”(荆歌《粉尘》)；“我已经为钢笔灌满了墨水……我的构思早就烂熟于胸了”，“《捕蝉》写完了，我得给《作家》寄去”(刁斗《捕蝉》)；“故事到此就应该结束了。真的，应该结束了，让我们停……”(韩东《反标》)等等的例子不胜枚举。早些年莫言的《酒国》在故事套中设置一个名叫“莫言”的大作家，并且还不忘暗示“此公非彼公”，此后他却在一片“莫言”声中省略了这种“仪式”。
当前确有作家特别喜欢在作品中公开写作时的构思过程，乃至于将自己的日常状态写进作品，这一点在叶兆言的笔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在《采红菱》中借助叙事者这样夫子自道：我写小说通常先有小说名字，然后才有了要写的内容。我无端地喜欢上了“采红菱”这三个字。续写或重写《采红菱》这篇小说，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关于厕所》则声称：“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厕所的小说。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谆谆教导我说，要写小说，首先要从自己感受最深的问题着手。这只是他无数唠唠叨叨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面对写作中呈现出的这种自我暴露、自我诉说、自我沉溺、自我炫耀等文学特征，拉斯奇进行了批判，称之为“利用自己的声名，在作品中大段大段地夹入了要不是因为出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的话就引不起任何注意的东西”(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从而成为一种“大言不惭的自我表露”。这一批判不无严苛，但确有警醒作用。
自恋叙事伦理亟待矫正
以上四点自恋形态主要是从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现象中梳理出来的，当然它们并非绝对无关，而是彼此也有交叉，不过其各自的内在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总起来看，从肉体到精神，从作家主体心理到叙事模式，它们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自恋情结的叙事伦理及其审美系统。
众所周知，在建国以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自我与个性的声音在民族国家伦理的宏大叙事中并不强大，自恋的问题也不明显。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人的启蒙与主体性的觉醒也以“积极自由”的叙事伦理为主，自由、自尊、自爱和自我实现成为普遍性的审美诉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自恋”大异其趣。然而，时至上世纪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近年来，文学上却产生了大面积的自恋，并渐成一种情结。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的膨胀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又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
从上所述可见，自恋主义倾向已然成势，它所带来的问题已无可回避，如果当下的文学生态、创作惯性与理性空间不发生一场变革，如果自恋主义潮流汹涌而至，必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会将自我的蒙蔽与自我的觉醒间的界限搅混，从而吞没我们时代文化建构的动力源，也将动摇我们时代关于自我认同与自我叙述的思想理论根基。(作者张光芒 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