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作协组织一批重点作家及各地作协工作者在中山市开会，共商文学“支农”工程大计。省作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省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创作出广东文学农村题材的大气之作。这一“文学支农”工程，在全国首次明确提出举一省文学创作力量投入农村题材创作。
诚然，农村题材蕴涵着文学创作的无限资源，尤其是在广东珠三角一带的农村，已经不再是以往稻香阵阵、炊烟袅袅的乡村，生活在其中的农民，也已经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由于市场化的发展，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景象。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利益主体的分化，使基层政府、农民、外来工人处在利益的博弈之中。农民工挣扎在生存线之上，欠薪、伤残、超时工作甚至猝死的情况时有发生。可惜，当代文学对这种大时代的呼吸脉动，总体上是漠视的。那种直面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把追求社会公正、呼唤人道主义、谴责某些制度不公、描述荒诞遭遇、悲悯世间苦难作为宗旨的文字，可以说为数甚少。当社会学家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律师们在为农民、民工维权的时候，政治学者们在为社会结构的重建呼唤的时候，主流文学界对农村所发生的一切、农民所遭遇的变化，至少展现出来的基本可用“麻木”来形容。这种麻木，既有文学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有作家素质上的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便因其事实上的千疮百孔而经常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文学死了”、“中国文学没有思想”的骂声，不绝于耳。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被诟病最深之处，在于作家缺乏对当代人生存境遇的关怀与洞察，缺乏对自由、人道、人类尊严的追求。就像林贤治先生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所说，当代作家最大的问题，一是依赖体制，“体制内的作家，文学院、作协把他们养起来，原有体制的延续确保了他们凌驾于众生之上，与芸芸众生割离。他们是在温室里孵蛋的特殊家禽，是国家供养起来的珍稀动物。”二是依赖炒作，“商业炒作形成了他们的特殊身价”。
体制化、商业化，乃是当代文学问题的根本所在。而“文学支农”是否会陷入新的文学体制化，产生新的文学八股文，也需要时间来检验。不过，那些真正了解农村、同情农民、关注人性尊严、追求社会公正的作者，即便没有“文学支农”一类的政策，也会写出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而要求一个并不在内心关怀农村的作者去写农村问题，甚至是以文件要求、评奖诱惑、作家培训作为手段，却无异于要求一只母鸡生出鹅蛋，进而孵出鸭子来。所以问题便在于，作家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写农村题材，作协有没有设置写作的前提，要求必须歌颂什么，隐晦什么。
当代文学要获得生命力，便必须首先从传统体制中走出来，使写作不再是一种体制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责任感的个体行为。作家只有以个体的身份去体验这个时代发生的巨大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带给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的种种感受，才可能写出真正好的作品。
作者： 陈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