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台湾作家。师从胡兰成。作品有：《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等。
中国青年报：你的父亲朱西甯曾想为张爱玲写传？
朱天文：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台湾见到胡兰成后，写了一封信通报张爱玲，顺便提到写传一事。张爱玲写了一封回信，对我父亲说：“我一直尽量使我自己‘去个人化’，希望你不要写我的传记。”这是张爱玲给我父亲写的最后一封信。
中国青年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写过《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一文，其中提到你对张爱玲风格的继承。张爱玲对台湾文坛和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朱天文：在台湾，大多数人读不到鲁迅。因为我父亲有一套藏书，所以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当年台湾所谓的“禁书”，我都可以读到。张爱玲广泛地影响着台湾的文艺青年——她是一大片乌云，笼罩在那儿，令人无法超越，因此王德威才会说她是“祖师奶奶”。他甚至还列出一串“张派”名单来：取得张爱玲“鬼气”的，有钟晓阳；取得张爱玲诙谐幽默的，有蒋晓云；取得张爱玲对时间敏感的，列了我的名字。他把王安忆也列进去了。
中国青年报：你对大陆文化整体印象如何？
朱天文：台湾读者接触的大陆作品，大致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70年代末，先接触到伤痕文学。到80年代初，因为大陆改革开放，台湾出版了莫言、王安忆、李锐、韩少功、张承志等人的作品——读到这些，觉得台湾就别写了！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的苦难那么深重，题材这么强悍，我们还写什么！台湾太单薄，它正像王安忆所说的，“文人气太重”。
事实上，当莫言这一批作家，以生活、人民题材为盛，壮大口语文学传统的时候，台湾文化就显得太文人气、太秀气。秀气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现代主义的苍白感、没故事、日常琐碎、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单薄。
中国青年报：可作家毛尖在上海书展上说“提起朱天文，我们没底气”……
朱天文：或许从90年代到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大陆读者似乎觉得港台文学有一种小资情调，反而跟莫言等人的口语传统比较远了。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喜欢我们，反而年长的，跟我同辈的，倒没这么多。
中国青年报：有一个大陆作家认为，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的差距，比中国足球与外国足球的差距稍强。你怎么看待大陆文化的发展？
朱天文：文学很奇怪，往往只是四五支顶尖的笔就可以撑出一个文学盛世。拉美文学，也就那么几支笔。比如，马尔克斯的光芒是盖过整个哥伦比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张爱玲是大过上海的。“不见得走在路上，人人皆尧舜，才能称得上是文学的盛世。”也许在大陆，8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就那几支笔，是一个阶段的盛世。目前，我认为接续这几支笔的，可能在台湾。
我常常在想大陆与台湾的时间差、文化差的接棒问题。文学总是这样，几支笔上场，几支笔下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有华语的盛世，我觉得不在大陆而在台湾。
中国青年报：是因为台湾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更完整？
朱天文：1949年之后，台湾“礼失求诸野”。可能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地方，它的价值系统、旧学、古典的传统反而没有断。如果你到了台北，会感觉到这种文化气息遍布大街小巷，就像北京胡同的内蕴感觉，那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都还在。你要名之为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也是。在台湾，起码家庭伦理、人文精神没有被破坏掉，还都非常结实地存在、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