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绿色卫士们关注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一样，“读经”这件事情也在无形间成了众多关注“文化生态”的仁人义士的不大不小的“热点”论题。那么，何谓“经”？这里，我要推举一本文正堙没无闻，却不乏持平之义、精卓之见的书：王国维撰于上世纪20年代初、距今80余年的《经学概论》，或许可得其“真解”。
王国维那部“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光辉”（郭沫若）的《观堂集林》，分部凡三，曰：艺林、史林、缀林，而第一部类艺林，论诗（《诗经》）、书（《尚书》），考礼、乐，说《春秋》、《论语》等等，博及儒家群经，但绝口不提“经”；惟一承袭了“经学”之名的，就是这部《经学概论》。不过，他之“概论”经学，绝非为着“拜经”，乃是出诸述“学”传“艺”。对此，拙著《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曾释其“艺林”之“艺”，既不是形而下的实用“技艺”，亦非形而见的美学范畴里的“艺术”，实本于他在《经学概论》第一章《总论》对“六经”亦名“六艺”的阐发，他说：“孔子以前，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诸书，而未有的‘经’名……儒家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以经圣人手定，故谓之‘经’。”
不仅如此。他在《总论》中还从广义（诸子百家）与狭义（儒家）追溯“经”之本源，说：其所以谓之“经”者“经者，常也，谓可为后世常法者也”。故诸子百家目其先师之书，亦谓之“经”。如墨家有《墨经》，道家谓老子之书为《道德经》，医家谓神农《本草》为《本草经》、黄帝《素向》为《内经》；其余小小方技，如相牛、相马之属，亦各有“经”，甚至茶谱谓之《茶经》，酒谱谓之《酒经》，皆谓其先师之书，足以常为后世程式者，其与儒家称孔子之书为“经”之意，固不相远。故今可得下“经”之定义曰：“经者，孔子手定之书，足为后世常法也。”
所以，我在《传》中指出，王国维以“艺林”名其“一生学业结晶”的《观堂集林》第一部类，表明他确是“经书不是当经书看，而是当史料看”（顾颉刚）；从学术上来说，决不是要“反经信古”，而是为着摆脱旧“经学”窠臼，构建新的学问，此即取“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以“二重证据法”著称的“观堂之学”。
由此，观照当代所谓“读经”，无可违避的一个必然性（而非盖然性）问题是，读谁之“经”？现在浮出水面者，一类，狭义的，即所谓“儒家经典”，如《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另一类，广义的，即所谓“传世名著”，如《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第一类，本人以为“中华经典”只是挂出的羊头，卖的狗肉却是“儒家经典”。盖以其所“诵”之“本”，乃是以《孝经》为首，加以“四书”、“五经”的一部儒“经”，与以《春秋繁露》为首，加以《二程遗书》、《朱子语类》、《阳明全集》等十部儒部“纬”。第二类，亦以《孝经》为首，举凡“四书”、“五经”，老、庄、墨、荀、韩、吕诸子，尽罗其中；《千家诗》、《百家姓》、《幼学琼林》、《龙文鞭影》，无一漏网；曾氏《家书》、颜氏《家训》、朱氏《格言》，靡有遗珠；虽无“相牛、相马之属”，而酒后茶余之“清淡”、“箴诫”，如《围炉夜话》、《小窗幽记》，与夫深悟官场修身之道的《呻吟语》、颇与后世周作人“咬菜根”通声气的《菜根谭》，一应俱全；还有即使经历“读经”时代的、叶圣陶笔底的“花白胡子”们亦未必“诵”过的老谋深算的《六韬·三略》、《百战奇略》等等，亦皆入“围”于“经典”之中；洵可谓“羊肉”“狗头”一锅煮，色香味咸备的“拼盘”了。
所以，第二个必然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诵本》或《丛书》所称之“经”？按照王国维《经学概论》的“定义”，儒“经”就是“孔子手定之书”，且“汉初《乐经》亡”，遂有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之说。他还剖析了汉以后传世的所谓“四书”“五经”及后加的《孝经》之属，指出：《论语》、《孝经》，汉代皆谓之“传”；《孟子》则与《荀子》并在诸子之列；宋儒（指朱熹等人）自《礼记》中别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亦犹汉代称《论语》、《孝经》为“传”之意；所谓《十二经》、《十三经》等等，皆宋元以后才得名。
至于儒“纬”，原不在“经学”之列。以选入《诵本》的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例，近人钱穆论之甚确，说他是“治《公羊春秋》之大儒”，而言“天人”之学、“灾异之变”，“皆非孔子以来儒者之本义”；“盖仲舒之学，实主阴阳”，“貌近儒说，而实源于道家”（《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当然，《春秋繁露》及宋代的程朱之书、明代的阳明之学等等，亦皆有其文化思想价值，未可概以“糟粕”弃之，但也不能滥封“经典”；更以此一古脑儿“拿来”，如《诵本·前言》倡导，去“诵”给刚出娘胎的婴儿及牙牙学语的幼童；对此，如果“欺世盗名”的“定性”嫌重，谓之“痴人说梦”该是“实事求是”吧？
《诵本》如此，《丛书》亦然。如果说，将“儒家经典”标为“中华文化经典”的《诵本》是一种“毫不含糊”的“排外”，即将“一切非儒家的中国经典”及“非儒家的一切中国文化”皆排斥于“中华文化”及其“经典”之外；那么，《丛书》则哈好来了个“毫不含糊”的“二律背反”：无分儒、释、道的“内吸”。且不说入编《丛书》之“著”是否真“名”，就算确为流传甚广、其名甚著之“经”是否皆可冠以“中华”？例如，在《丛书》所列《忍经》与《易经》之间，赫然插入了与“禅宗六祖”的《坛经》合为一册的《金刚经》，称“这两部经是佛教及中国佛教最有代表性的重要经典”，“是植根于痛苦辛酸的土壤而开出的超脱飘逸的奇葩”，其可谓中西合璧。问题是，《丛书》一笔钩掉了“传世”《金刚经》卷首所署“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中曾介绍译者曰：“其父天竺人，母龟兹王妹，什生于龟兹。”这位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有着印度血统的“译经大师”，“九岁随母游印度，遍礼名师”，研习佛典；归国以后，于后秦（即“姚秦”）弘始三年至十一年（401－409），八年间翻译佛典“逾三百卷”。他所译的这部《金刚经》确为“传世名著”；但既为“译”，其归属只可谓“中华传世名译”或传世“汉译佛典”。这就像曾留学英国的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传世虽广、影响虽大却只可谓“汉译西方名著”一样。如果为图招徕，无视中外之分、著译之别，概冠以堂皇的“中华”之名，其“误人子弟”也该“莫此为甚”了！
以上云云，其实皆属于“常识”。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五·四”以后曾出现过的“读经”运动，与当代的所谓“读经”判然有别的是，那时的“读经”盖出于“崇古”，而今的“读经”却纯为着“媚俗”；那时的“读经”被反对者称为“开倒车”，而今的“读经”则被抨击者谓之“文化保守主义”；然而，当“尊孔，崇儒”的章士钊在1925年主持教育部部务会议，作出小学生（自四年级起）必须每周读经一小时的“议决”时，鲁迅即举包括曾考中了“状元”的秦桧在内的“读经”史，指出“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所谓“读经”，不过是“将人们作笨牛”的“把戏”。
当然，现在我们的教育普及程度与全民文化素质之提高已远非王国维撰《经学概论》论“经”之“定义”，与鲁迅作杂文揭“读经”之虚伪的20年代所能“同日而语”。正是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着过去一个时期（尤其是“文革”十年）“横扫一切”的“文化断层”与当今“新生代”之“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传统失落”，因而来点“温故读经”，包括“儒家经典”及其他“传世名著”，应该说是有益的，必要的。然而，若说“文化保守”，那必须先识“文化”之门，从而“守”之“保”之，如“保存国粹”之类；现在则连“文化”之门都未摸着，“守”固然谈不上，又能“保”什么呢？如上述两《丛书》，均无例外地将前代“经师”鄙弃的《孝经》位列“经典”或“名著”第一，又以“实主阴阳”的《春秋繁露》捧为“儒家经典”，将印度佛典改籍“中华名著”，凡此之类，只可谓“文化无知”；其作为，则是不折不扣的“喻于利”的“媚俗”。所以，我的浅学之见，对于“读经”，无论“狭义”（儒家）或“广义”（诸子百家），即不必“大惊小怪”，亦不宜“听其自然”，当务之急乃在于从宣传舆论及文化学术上予以认真负责的引导：引其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导其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服务。
作者：陈鸿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