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上看，“历史三峡观”将所谓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目标，视为“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
然而，从实质上看，“历史三峡观”又存在很大的缺陷，表现在:其一，“历史三峡观”中的“民治”以西方民主为蓝本，将所谓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目标视为“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对于“从帝制转民治”，唐先生说，在这个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他从主观上脱离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的历史实际，将“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转型的先验模式和价值取向，并以此衡量其转型成功与否。
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帝制，但由于移植和推行水土不服的西方政党政治，民主共和变成了躯壳而徒具虚名。正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并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基本特征，而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如果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以实现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政治发展目标，由于与国情不相符，不仅走不出所谓“历史三峡”，而且必将走入历史的死胡同。
其二，“历史三峡观”在西方民主价值的窠臼下，不加分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政治衰败命运和新中国人民民主的本质，而漠视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划时代意义和历史方位。唐先生说:“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还认为，新中国的政治特性表现为“‘转型期’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他虽然把走出所谓历史“三峡”寄希望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却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治衰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立新中国，看作一个整体而不作历史的区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从历史条件上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如果存在所谓历史“三峡”之类的话，莫过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推翻这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从此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实现了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因此，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早已使中国社会走出了所谓的历史“三峡”。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观”并没有找出通过所谓“历史三峡”的发展道路
唐先生的“历史三峡观”尽管对历史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他并没有找出通过其所谓“三峡”的历史发展道路,徘徊于“知”与“不知”之间。唐先生说:“变它200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个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他也曾在回答友人关于“历史三峡”问题时说:“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袁世凯、蒋介石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就是对的。什么时候出峡，我也不知道。”但“历史三峡观”又预测，中国到2040年或21世纪中叶有可能通过“历史三峡”，也就是结束“帝制”向“民治”的转型期，实现“民治”。
“历史三峡观”之所以徘徊于这种“知”与“不知”之间，根本原因在于其缺乏理论的“基本内核”和实践的“定律”，也就是什么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中真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三峡”，如何现实地而非假设地走出这一“历史三峡”。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唐先生。从唐先生预测的中国可能走出“历史三峡”的时间表回到现实，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动力源泉无疑来自于人民民主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充分发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