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钱穆等都强调唐、宋之间有一转向：唐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下是”孔孟并称”。而以”孔孟并称”说道统，突出的是”内圣”方面。此一调整缘由何在？牟、钱两先生并没有确当的理解与说明。宋儒的出发点是针对佛教的挑战，而佛教的挑战不是来自政治、文教制度与法统方面，而是来自生命伦理、生命意义方面，来自”心性”方面。所以，宋儒以”孔孟并称”来讲儒家区别于佛家的”传心之法”，就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尽管表面上牟宗三与宋儒的道统论同样是突出了”心性”的层面，其涵义却完全不同：宋儒是在儒家政治与文教法统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说”心性”，其前提已经预设了儒家政治法统和社会规范的存在及其稳定性，此政治法统是起始于所谓”三代之治”，其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牟宗三则明确指出儒家”道统”不能够从”三代之治”讲起，此所以他反复强调孔子之”仁教”乃是”对于道之本统之重建”。与此相联系，他也明确反对从”六经”方面来定位孔子，认为”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重要”2 。所以，牟氏的特异之处不在于以”心性”说”道统”，而在于要舍弃”三代之治”讲”心性”、讲”道统”。此一点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儒家还是自康有为到熊十力的近现代儒家来说，均属”革命”之举。此方面人们特别忽视了牟宗三与其业师熊十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还是依据今文经学的架构讲儒学、讲孔子，故”孔子作六经”是立论的基本出发点。
近代以来儒家所面临的危机与隋、唐之间所面临的危机有一个实质性的差异：前者首先是来自社会的层面，而与佛家的挑战是来自生命意义的层面不同。这一危机的深刻性在于它动摇了儒家的社会体制，儒家的”三代”法统。康有为彰”三世”之说，企图把危机处理为一个”三代”法统内部的问题（至少在形式上如此），但没有成功。此后，在近现代儒者那里，”三代之治”便成为了一个不能够不讲，亦不知道如何讲的问题。直到牟宗三明确主张舍弃”三代之治”。这一转折非同小可，它表明：儒家的政治法统断了，且近现代儒者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彷徨之后，终于从学理上认可了这种断裂。它实际上划开了近代以来儒学发展自康有为以下的又一个界限：此前（直到熊十力）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康有为的问题和今文经学的背景。
政治与文教法统的断裂还表现在现当代儒家对于”儒家与宗教”之关系的认识上。郑著中同样用很大的篇幅来疏理和分析此一线索。历史上，儒家作为国家宗教，原是与一整套典章制度和礼仪法规统一在一起。且对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来说，政统与教统、政治的与宗教的，原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康有为试图对于两者加以区分。而康氏之后，儒者则多不认可”儒家是宗教”的看法。直到50年代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又重新强调儒家是宗教，且是一种高于耶、释两大传统的”圆教”。此一转向意义何在？实际上，唐、牟等人所论”儒教”，乃是把与”祭天祭祖”等礼仪法统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化、民众化的信仰，转化为某种”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所以，不是在康有为那里，而是在唐、牟那里，儒家实现了在某种意义上的”政” ”教”分离--在康有为那里，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在唐、牟等人那里则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更年轻一辈的新儒家学者则自西方引进”宗教性”一语来处理”儒家与宗教”的关系。而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学说或者说哲学理论，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宗教性”。”分析哲学”难道没有自己的”宗教性”？”分析”的前提必然是某种超越于分析的信念与设定。
上面讲的，关乎到传统”断续之间”之”断”的方面，那么”续”的方面又如何呢？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