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西学、国学与文化认同(1)

——以辛亥革命时期的王国维为个案

辛亥革命前三年，即1909年，33岁的王国维发表了《人间词话》。他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中三句本来不相干的话，形成著名的“三境界”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这段话，不仅道出了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秘密，也可以看作在巨变的时代里，王国维一生学术思想的概括。

1899年，23岁的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日文。此刻，正值世纪之交，猛烈的新学“西风”正在凋落中国传统文化的“碧树”。时序在变，物象在变，世事在变，心态也在变。这种情景，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在这个世道巨变、学术剧变的时代，王国维似乎显得有些困惑，最终，他要“独上高楼”，去寻找学术发展的道路，这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民族发展的道路。而“望尽天涯路”，不仅显示了他的迷惘，也显示了他的抱负。这“天涯”不仅是中国的，并且是世界的；不仅仅是当下的，而且是永久的。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28岁的王国维成为一个学术的先行者。他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观念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开创了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于西学的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于是从对西方哲学的迷恋中拔出来，另寻独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从此，王国维开始致力于对于传统文学评论的研究，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王国维1912年发表《宋元戏曲史》为止。

辛亥革命后的巨变，让王国维感到了西学带来的危险，也同时感到了国学尽失的危机。“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个时候的王国维才发现，起起落落，最终能够拯救自己，也能够拯救国家的，还是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他因此也从一个导入西学的先驱变成一个孤独的文化守成者。

正基于此，1911年王国维第二次东渡日本后，转向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经学、史学的研究。他开始下更大的苦功夫，去研读他年轻时最不喜欢读的《十三经注疏》，去精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封泥、简牍等。他决心要开拓出又一片新学的广阔天地出来。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似乎一直在回响着罗振玉的预言：“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公，亦先生所以当自任者，若‘永’能如前此海内之约，则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 

几年以后，王国维将辛亥以来的主要著作辑为《观堂集林》20卷刊行于世，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崇高地位，被推为民国前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巨人。

不过，“艰难困苦，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击让王国维渐渐丧失了通过国学来振兴国家的信念，他最终的目光停留在了“人格”的上面。“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人格”就是气节，也就是他在1912年的《咏史》里反复称赞的，以及在此后阅读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中不断感受到的忠节。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最终用自杀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学术道路要人去选择，什么样人格的学者就会选择什么样子的道路，选择怎么样去走，走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的自沉，虽然发生在1927年6月2日，却在1911年东渡后已经注定。

一、殉清？

1927年6月2日，51岁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的鱼藻轩跳水自杀了，这个事件立即震惊了全国。从表面看，王国维的自杀似乎和清朝的灭亡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仍然喜欢把他的死因和1912年前后的那场巨变联系在一起。

由于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并且正值学术盛年，因此猜测他的死因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都非常关心的大事情。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从天津赶来，到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罗振玉还带来了逊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因为这道“诏书”，使王国维之死被很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殉清”。王国维自杀2天后，北京的《顺天时报》就于6月4日以《继屈平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为题，报道他“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他的一些朋友，例如，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也持这种观点，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殉清”。而王国维的学术知己陈寅恪其时也同意这种观点，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溥仪因此特赏两千元作为王国维的丧葬费，并赐谥号曰忠悫”。《清史稿》甚至还为王国维立了个“忠义传”。

然而，如果回顾王国维的生平，“殉清”的说法却不能不让人感到怀疑。

最简单的证据就是，清朝1912年就灭亡了，而王国维却到1927年才自杀，他为什么要等这16年呢？另外，和效命清室复辟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不同，王国维一生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和当时的政治势力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1907年，为了谋生的王国维孑然一身，踏上京师之旅。经过罗振玉的推荐，他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这应该是王国维在清廷担任的唯一一个“公职”。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虚职。王国维的实职，是学部图书局的编译，以及名词馆的协修。这个工作他一直做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因此，有人说王国维其实在清朝从来就没有做过官，最多不过是一个在官府办理文案的胥吏。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再回来已经是1916年——一个新的时代了。随后，王国维和逊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1923年4月王国维以“海内硕学”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前清的级别为文职五品。不过，这同样可以看作逊清为了收买人心所采取的务虚之举。不久，冯玉祥就派兵将溥仪赶出故宫。

显然，有限的接触，并不足以成为王国维“殉清”的理由。虽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自称“亡国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却必然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这场大变局中，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早在9年前，就有梁济自沉于北京积水潭的先例。而透过这些文化人自杀的现象，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社会现实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时代风气之先的文化人士，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巨大分裂。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1918年11月1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清晨，梁济孤寂地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和王国维的“自沉”不同的是，梁济在遗书中清楚的解释了自己此举的原因。耐人寻味的是，他表示自己自杀的首要原因是“殉清”。在《敬告世人书》中，梁济首先写道：“竭诚致敬以告世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但是他马上又对此做了进一步说明，说自己因为身处清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因此，梁济自杀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实践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殉清”仅仅是这种实践的具体形式。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形式，梁济也做了说明。他说：“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存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根据此言，我们不妨把梁济的自杀看作是以“殉清”为名，行“殉义”之实。这也就是儒家思想里的舍生取义。

梁济（1858-1918），字巨川，光绪举人，在世期间并没有太大的名声，但是当他把温暖的身体投入到深秋冰冷的湖水中后，却引起了社会巨大的震动，“都人士闻其事者，莫不哀痛生敬。清太傅陈公宝琛以闻于皇帝，赐谕矜悼，予谥贞端”。《顺天日报》、《申报》、《时报》等新闻媒介都争相报道了这一自杀事件。如果说梁济“殉清”，遗老遗少哀痛生敬，当在情理之中。那么新文化运动的统帅陈独秀也来赞扬“梁先生自杀”，“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却让人惊讶不已。梁济自杀，已经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1918年，但是国人无论新旧却不约而同地一片赞叹声，这一方面说明了梁济“殉义”，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崩溃而死，因此让人同情；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没有随之有效的建立。

如果把梁济对“殉清”的解释，拿来作为王国维自沉的理由，那么“殉清”一说似乎更加容易为人理解。这就难怪梁济那个有名的儿子梁漱溟，在听说王国维投水自沉之后，“闻讯赶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并且进而想到，此挽联“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 

但是，这样的“殉清”说，似乎应该更确切地称为“文化殉节”说。这其实也是关于王国维死因争论里最为著名的一种说法。而其中最为著名的阐释，又当推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而实际上，王国维在自沉之前，也留下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遗书非常简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两相对照，王国维的遗书，全无梁济在《敬告世人书》里面的那种慷慨大义，相反，却是情绪消沉低落至极端。这是王国维性格悲观所致，还是因为时代风气的变化？而最有可能的解释却是，在王国维之死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