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哲学的理解来说，“思（想）”靠“概念”，“名”是不可缺少的。“思无邪”意味着，所思之“名”，皆是“正名”，而不是普通的“名字”。孔子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孔子这句话，是理解古代诗（经）作用的根据之一。“兴”、“观”、“群”、“怨”说的是社会作用，“鸟兽草木之名”说的是知识作用，大体是对的；但是如果进一步再问何谓“兴、观、群、怨”，就不很详细，“鸟兽草木之名”大概也不全是说的自然的知识。“诗”固是一种教本，但可能不全是科学知识性的，而是社会政治性的，是人文性的。
“兴、观、群、怨”大概是一套礼仪形式，“兴”是“起（始）”，礼仪程式的开始，“观”是“陈示”，“群”是观者一起参与合唱之类的，“怨”也许是讥讽时弊，发牢骚的意思——在古代，对于不合“名份－名位”的事情进行批评指责是正当的行为，民人对这些“邪”事发怨言，是在位者须得听取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向着新朝的人难免也有批评，孔子为他们辩诬，当子贡问他，“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一语定性，“古之賢人也”，再问他“怨乎？－有什么可批评的吗？”，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于是，在《雍也》篇里，孔子说的“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其中“不念旧恶”乃是具体到他们两位賢人身上的“仁”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别人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批评的了。
兴、观、群、怨是一种礼仪，所以孔子才说，“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君王”以“诗”来款待客人和臣民下属，当不成问题；“事父”则不可以现在的小家庭来想象。现在的小家庭会有诗歌演唱卡拉OK,但不会是一种礼仪形式，而古代的家庭大概很大，可能是一个家族，这样“父亲”犹如“国君”，“事父”犹如“事君”。
接下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除了有明显的知识性意思外，大概也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古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涵盖了人们居住的环境，涵盖了周围视野的一草一木，鸟兽草木也都被赋予了社会生活的意义，而并不单纯作“自然对象”观，“诗经”中的这些品类，也都有象征的意义。
诗的兴、观、群、怨具有礼仪形式的意思，当然并不像孔子研究、演习的“周礼”那样有固定的一套程式，所以有时它又和“礼”、“乐”分别开来说的，《泰伯》篇里空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大概又是一套更大的仪式过程，起兴是诗，继之以礼，以乐而告终。“诗”可以当作“开篇”，然后有一些礼仪，最后奏乐结束。
仪式－礼仪当然更有“邪”“正”的区别。鲁国的季氏就因为用了不合身份的“八佾”作乐起舞，被孔子斥为“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八佾》），“怨”就不“希”，而是“怨是用多”了。
“礼仪”是保证－帮助“正名”的，是“正名”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使“正名－已正之名”得以持久延续的一个重要环节。“诗”作为“（正）名”的存在方式，也是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也是明确的。
于是，在古代，诗、书、礼、乐似乎是完全相通的，都具有“传诸久远”、“子子孙孙永葆”的“神圣性”。“诗”是实现这种神圣性的方式之一。“诗”使“正名－令名”传诸久远。
海德格尔在1943年为写于1929年《什么是形而上学》一文所做的补充中说过，“思者述说（sagen,sagt）存在，诗人列举（神）圣物之名”[1]。
海德格尔说到“诗人”时用的是“nennen-nennt”，可以理解为：诗人是“神圣之物”的“命名者”；但并不是说诗人为这些事物另起一些特别的名字，而是意味着诗人将这些名字接纳到诗里来，列举出来，保存其神圣性，使之传诸久远，因而，“命名－nennen ”是为“叫出这些事物的名字－Namengebung－Namenaufruf”。
于是，孔子所谓“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还有一层形而上的意思，这些名字并非一般常识之名，认识了它们也不仅是增加了常识，而是认识到那“久远”的－或许已经“失传”了的“名字”，学诗就能使之“传流”下来，使“失传”的事物－“名”接续下来，流传下来，正是意见带有神圣性的事情，因此，在孔子心目中，学诗不仅仅是增加常识－知识，而且是可以“事父事君”的“大事”。
“传诸久远”就是使之“有”“未来”。神圣之事物不仅有“过去”，也不仅有“现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未来”。
“传诸久远”乃是“长存－永存”，所以海德格尔把“诗人”与“思者”并称，谓“思者”“述说”“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