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的出版物尚不为人注意的四十年代，唐弢先生慧眼独具，已经开始了书话写作。及至五十年代，这写作也时或进行。一直到六十年代的1961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有“书话”专栏开设，唐先生化名“晦庵”的书话始引起广泛注意。在书话发表到20多则时，唐先生应北京出版社之约，把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书话，加上改定的昔年所作，合计40篇，7万余字，每篇又附书影，仍取名为《书话》，于1962年6月出版；次年略作篇目抽换再版，八十年代初又扩充篇幅，由三联书店重新推出。与很多钟情于书话写作的师友一样，我把它视为现代文学书话的经典。现代文学书话的写作，由阿英先生开其端绪，由唐先生垂范经营，终使“书话”在当今散文创作中备受重视，唐先生及《书话》之功实不可没。
由唐先生的《书话》，一般读者知道了三十年代不同背景的文学创作之间的斗争较量是何等激烈，知道了左翼文学成长和发展中的所谓翻印本、伪装本以及改换书名诸种“别开生面的斗争”，知道了统治者种种“取缔新思想”的禁书手段，知道了茅盾的《子夜》、郁达夫的《饶了她》、闻一多的《红烛》以及李大钊的《守常全集》后面的故事……而《书话》中涉笔的线装诗集、藏书印、藏书票、毛边本、画册的装帧等等，当时已无人谈起，先生娓娓道来，宛如空谷足音。也许这些内容在专家学者眼里并不新鲜，然而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如当年笔者那样年轻的读者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也自然引发了进一步探求的兴趣。前几年，与好几位书话作者谈起学步的经历，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是唐先生的《书话》引路在前，而不是得益于文学史之类。
唐先生谈到他的书话写作时，有一段自述，为书话作者奉为圭臬：“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夹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二三十年来，书话的作者队伍已经不小，书话也出版了不少，但如唐先生书话那般精致而又大气，严密而又轻灵的作品，却是不多。
作者：高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