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左传》的哲学宇宙观与孔子的高度一致。
《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 “不言”“远之”，都是存疑的态度。
《左传》尽管记载天道鬼神灾祥》筮，但每每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现出与孔子相同的思想倾向。昭公十七年，郑裨灶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火”，再三要求用瓘斝玉瓒祭祀以禳灾，郑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与，亦不复火”。同例还有，昭公二十六年，齐有慧星，齐侯使禳灾，晏子公开反对：“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余，若之何禳之?……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重人事，不信巫，表现出十分客观的态度。而郑子产、晏子，都正是作者充分赞扬的人物。
清人汪中说：“《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并例举《左传》中各方面事实十余条，说明它言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未尝废人事也” (见《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如随侯以牲拴肥腯，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郑内蛇与外蛇斗，内蛇死，申繻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卜不吉；及惠公被执，曰：“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卜，勿从何益？”如此等等。汪中认为，“当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之，所以明教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同前)。
汪中之论，足以驳斥那种认为《左传》“其失也诬”“是非颇谬圣人”的偏见。
(四) 《左传》的写作年代与孔子的关系。
许多论者根据《左传》中占卜预言之应验，断言《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左传》记卜辞与预言，有验有不验。如秦穆用三杰殉葬，作者预言“秦不复东”并不符合后来的事实。此预言只是出于作者对人祭人殉的残忍行为的憎恶。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但事实是此后卫历十九君共四百三十年乃迁于野王。当然，记应验的较多，作者必从当时历史现状出发，选择有可能应验迹象者录之。其卜辞也大多写得较虚活。
至如持“战国说”者引以为证的关于毕万受赐于魏和韩赵魏三分公室的预言。前者之卜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之后必大”。“必大”、“必复其始”都只是推测语气。春秋末，孔子在世时，晋政萃于三族、魏氏权倾朝野，都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虽未见到三家分晋，但不难预料。《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分封大夫，“仲尼曰：“其长有后于晋国乎！”二十九年，季札至鲁观乐，适晋，对赵文子、韩宜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都是从现状作出推测，不必等到战国才如此写。
持“战国说”者普遍引证的另一卜辞是《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陈氏卜妻。《传》记载：“懿氏卜妻敬仲，卜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 (鲁昭公八年楚灭陈——引杨伯峻注)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鲁哀十七年，楚复灭陈)也，成子得政。”这里的“五世其昌”，指陈桓子，据《史记·田完世家》记：完卒谥为敬仲，仲生樨孟夷，夷生湣孟庄，庄生文子须无，敬仲五世孙陈无宇。齐至陈桓，篡夺之势已成。所谓“成子得政”当指陈常，敬仲八世孙。《五经正义》沈氏引《史记·田完世家》云：“桓公生武子启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为田成子，是敬仲为七世。言八世者，据其相代在位为八世也。成子杀简公专齐政，是莫之与京也……所传之时，完之子孙已盛，故《传》备言其终始也。”案《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其君壬于舒州，当时孔子尚在世，曾“三日斋而请伐齐”。既已看到“成子弑其君”而“得政”，则“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预言，亦不必到战国才作出。故此事不能作为成书于战国之证据。
其实，《左传》中真正记载战国之史料仅一条，即三家灭智氏、三分公室，这已是书末后人的续笔了，其时距孔子卒也不过数十年。
再从《左传》记载史料的详略情况看，在鲁君十二公中，以襄、昭，定、哀四公时代史料篇幅最详，占了全书一半，其中襄公时代尤甚。汉儒汇《春秋》三世之义曰：
所传闻世(九十六年)——隐，桓，庄、闵，僖
所闻世(八十五年)——文，宣，成、襄
所见世(六十五年)——昭、定，哀
董仲舒说：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春秋繁露》)这一段话，如加于《左传》，倒是很恰当的。据所见所闻而记，故详近略远，为依违免祸，故隐近而彰远。孔子生在昭、定，哀之世，故对成、襄之事详明，对昭，哀时事则隐微其辞。 。
另外，从思想和语言风格看，《左传》也符合春秋的时代特色。春秋尚礼重德，辞令婉而多礼，战国尚力尚谋，文字粗豪，铺张扬厉。元代《春秋》之学最有成就的学者是黄泽，其门人赵访在其《春秋师说》中转述其师之论《左传》曰：“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留有余习，而《公羊》，《谷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卷上《论三传得失》）
所以，从时代方面说，《左传》也正符合孔子的创作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