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论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意义，又绝不能仅以儒学为限。事实上，若以若阔、开放的胸襟来看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至少可以说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多有现代意义可以认真探研。如以老、庄为最主要代表的道家而论，在完善个体人格、优化民族性格、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至少可以发挥许多积极功能，兹仅举三端：其一，道家崇尚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这既表现为淡泊名利、持守节操的高尚品德，又表现为较强的心埋适能力。道家的这种文化精神启迪着人们，只有具备独立人格、精神充实并有崇高人生目标的人，才能真正做做到宠辱不惊。这样一种以“善利万物而不争”、“容乃公”的宽阔胸怀，以祸福相倚、有无相生的深邃智慧引导人们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来看待物质利益和眼前得失，不要为声名、财货这些世俗的物质利益而丧失了自我，扰乱了宁静平和的心灵，从而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而应“抱朴守真”、“安时处顺”、“不与物迁”的思想，无疑具有现代价值功能。有限发挥此一道家文化传统功能，对于促使人们运用道德娇冶手段，以这些思想原则及时调适心理以臻平衡愉悦，从而坦荡对待人生历程中的成败得失，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贞定道德主体的理想信念，抗拒外物的诱惑，葆持人格操守，始终如一地向道德理恕人格迈进，无疑有积极意义。其二，老子、庄子等道家人物提倡的抱朴守真、谦下不争的思想主张本是来自于对社会、人生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故而能在协调人际关系中发挥秋极作用。从人际交往角度来说，抱朴守真就是要以一颗纯真无欺的诚心去对待他人，谦下不争则是要谦虚谨慎，尊重他人，不争私利、不恃己功，以谐和的人心换人心的方式即爱的反馈来促进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良性活动。这对当今社会生活中形成诚恳、谦让等友爱的言行方式，培育以诚相待、克己让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三，道家追求对于“常道”、“大道”的认识和体悟。其所谓“常道”、“大道”乃是世界本质即自然万物根本规律或人类社会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因此，追求“常道”、“大道”实质上就是要力图超图超越现有或表象世界，认识世界的本质或自然万物的根本规律，体现着作为主体的人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于自我的不断超越。这就与儒家既讲论“小康”、更追求“大同”的理想一样，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启迪着当代中国人，既要为建构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更要为最终实现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总之，在考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问题时，蒋庆等“大陆新儒家”从狭隘的儒学本体论立场出发提出的所谓“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命题（25）并不可取。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应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之学都作为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因”，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精神，创造性地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适应的新文化。
作者：陈寒鸣
［注释］
（1）《说儒》是胡适的重要学术论著之一。胡氏自称此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鲜看法”，并自信“这一个看法，将来可以渐渐得到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该文初以单行本刊于1934年，后收入“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卷，今则见“中华版”《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
（2）nName w:st="on" ProductID="郭沫若">郭沫若先生曾先后发表《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对胡适的观点展开批判。
（3）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载《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4）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参阅杜维明《“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见杜氏《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7）孔子尝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8）见陈鼓应为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所作“序”，刘笑敢书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参阅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唐明邦在为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所作“序”中说：“儒家文化以北方华夏文化为根基，其特点是倾向人文主义；道家文化以南方荆楚文化为代表，其特征在以自然主义为依归。前者重礼法，后者法自然，自成体系，各有千秋。众所周知，重礼法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在观察人类社会，解决现实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有其独特理论，无愧为经邦济世的伟大法宝；然而在观察自然，研究科学，发展人的独立性格等方面，多有欠缺，逊于道家。法自然的道家，讲顺应天道，回归自然，宣扬人天合一的自然无为之道；在玄思宇宙，揭示生命奥秘，拒斥伦理异化，发展个性自由方面，有其独特魅力，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提供指导原则；然而它在面对社会矛盾，处理人际关系，凝聚社会群体方面，存在较大局限，逊于儒家。正由于儒道二大思想文化，一阴一阳，一柔一刚，对立互补，影响着中华民族性格，使中华民族的性格具有多重特征。”
（1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62页。
（13）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0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4）参阅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中华书局（北京）1941年版。
（16）陆贾：《新语·思务》。
（17）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稿》第90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8）又，《吕氏春秋·去私》记载了墨侠派唐姑果非墨辩派的事：“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19）鲁胜尝谓：“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各显于世。”（《晋书·隐逸传》）
（20）李泽厚：《墨家初探本》，原载《学习与思考》1984年第5期，收入李氏《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86页。
（22）近代学者罗根泽《庄子外篇探源》疑《天运》篇为汉初作品。
（23）南宋黄震说：“‘六经’之名始于汉。《庄子》书称‘六经’，未尽出庄子也。”（《黄氏日钞》卷五五）
（24）于氏之文收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5）参阅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回归中国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见http//www.comfucius.2000com/jiangqing.hom）及陈冰、陈寅《以中国“家法”解释中国-----蒋庆访谈录》（见http//www.comfucius.2000com/jiangqing.hom）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