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己成人之善治论
由于服膺于“万物一体论”，在人生观上，中国哲学认为人最重要的是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儒家以为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社会、自然万物的关系和交往中，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参赞万物化育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己，进而成就他人。相对于儒家，道家则较为“消极”，认为人只有减少甚至放弃对名利之嗜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相互干扰、相互限制，“鱼相忘于江湖”，才能成就自己，进而成就他人。相反，西方以普遍主义和超越的原则——如柏拉图“善”之理念、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上帝的“训诫”来规定人性，认为人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成就自我。
而要成就他人，必须有积建有为的善治方略。儒家在社会政治观上倡导民本主义理念。“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就是说国家的治理应以民意，即人民的物质与情感的需要为依归。因此，尊重民意，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以民意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私利为标准，为人民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经措施，兴利除弊，是国家施政所遵循的基本理念。
德治主义是与民本主义相配套的另一社会政治理想。中国人认为，政治清明的关键不在威权及暴力刑罚，而在道德教化。“政者，正也”。中国人要求国家的管理者严格遵循规则，并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用德礼教化人民。如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就能使社会实现和谐。德治主义主张“选贤与能”，要求国家的管理者由有知识、有能力、有操守的社会贤达来担任。所以，中国人非常看重官员的能力和操守。
“福利社会”政策是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之理念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落实。“福利社会”，即孔子所谓的“富之”“教之”，孟子所谓的“仁政”。中国人认为，满足人民物质方面的需要是国家生存的命脉。所以，国家最迫切的政策就是孟子所谓的“制民之产”，即让人民有一定量的土地和职业，并实施“劝耕”、“劝农”、“和籴”、“义仓”之策，通过农工商业的活动使人民具备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同时，中国人有“均富”观念，希望社会每一个人都应享受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也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戴国家，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发展。当然，中国人的“均富”不是要财产完全公有，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反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得过大。“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人，不管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往往怀有“制民之产”的诉求，要求国家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产业，并通过宏观调控来统筹社会贫富之均衡。当人民达到一定的富足后，还必须对人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开办学校，对人民进行教化，使人民知书达礼，息争少讼，过上和睦的生活。在中国人看来，政府负有积极教化人民使之有知识、有教养的职责。在教化人民的过程中，官员既是教化的推动者，又是被教化者效仿的对象。这就要求官员自己必须修身养性、遵守社会准则，做人民的榜样。还有，官员应该积极兴办教育，化民成俗，以德礼导引人民，把刑罚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此，则是善治、善政。相反，近代西方社会政治观则多讲个人权利、重权力制衡、尚法治、轻视道德伦理。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思维模式、认识论、人生论乃至政治社会观等方面之“预设”，其观点密切相关，前后勾连，成为一有机整体，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哲学路径的鲜明特色，这就是中国哲学思维特有的路径预设。把握这种路径预设，理解其与西方哲学之差异，并能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批评，相互吸收，以熔铸新的世界哲学和未来哲学。
（作者：王锟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