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前的《文苑英华》。 
修复后的《文苑英华》。（资料图片）
肄雅堂由店主丁梦松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原址在琉璃厂沙土园，它以经营古书为主，同时擅长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和字画。民国初年，肄雅堂便以装裱技艺在京城极富盛名，当时不少装裱高手都出自该店。1958年公私合营后，中国书店合并了包括肄雅堂在内的111家私营古旧书店，许多私营古旧书店里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汇集于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书店先后有三代装裱修复传承人，为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单位以及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整理修补古籍40余万册，他们为抢救和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2008年，中国书店的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然而，随着一批老师傅的离去，这项传统的古籍修复技艺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现在，中国书店已成立了“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工作室”，并以师带徒的形式积极培养古籍修复人才，以使古籍修复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在琉璃厂中国书店海王村店古色古香的小院里，有一间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工作室。这间房并不是很大，也没摆着什么机器设备，有的只是毛笔、刷子、敲锤、锥子等很常见的简单工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病入膏肓”的古籍经过修书师傅的“妙手”而“起死回生”，也因此古籍修复行业的师傅们被称作“古书医生”，而古籍修复技艺则被视为古旧图书的“续命汤”。
技术传承
大刀汪传承古籍修复技艺
今年47岁的汪学军是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人，18岁便开始修书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桌旁小心翼翼地给每一本前来“看病”的古籍“治病”。汪学军介绍，过去琉璃厂的古旧书店没有专门从事古籍修复的，它们大都以卖古书为主，有些回收的古书需要修复才好卖出去，于是修书就成了很多书铺的副业，“白天卖书，晚上修书”。
汪学军可算出自修书世家，他的祖父以前在琉璃厂的同善堂做学徒，学成之后就自己开了家书铺。那时许多人都把修好的古书拿到他祖父的书铺里用八斤多重的大长刀来裁切，“大刀汪”的名号从此在书行里流传开来。除了裁切古书，他的祖父还会捎带做些修书的零活儿。
汪学军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的技艺，上世纪五十年代古旧书业公私合营之后，中国书店汇集了许多古旧书铺的老师傅们，他的父亲也成了其中一员，而汪学军的一身本领就是他父亲手把手带出来的。
“以前琉璃厂的书肆中，数肄雅堂修书最有名气，据说它曾为清宫修过书。肄雅堂并入中国书店后，书肆修书的师傅也一起来到店里工作。因为肄雅堂修书名气最高，所以中国书店传承下来的古籍修复技艺便以肄雅堂来命名。”
“可以说，北京的古籍修复技艺就发源于琉璃厂，北京的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主要师承于过去琉璃厂的老师傅们。”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介绍说，“中国书店也很好地传承了琉璃厂的古籍修复技艺，并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就曾为中国书店题词：‘装潢旧籍有传人，粉白骇红气象新。变化神奇于腐朽，丛残整理更为今’。”
工艺进化
非工序化修复重“心得”
汪学军说古旧书的破损除了虫蛀、鼠咬、老化等自然因素外，人为损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看书老要翻动，书口开裂以及书四角的磨损成了古旧书中最常见的毛病，至于其他人为造成的损害更是五花八门。
汪学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刚到中国书店工作的时候，就见到过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本线装的《金瓶梅》让店里的老师傅修补。原来小伙子看书看得入迷，不小心就把烟头掉在了书上，烧了一个洞。
由于这本书还算常见，老师傅为他补好之后，还把书中的原字用毛笔抄好。汪学军评价道，过去的老师傅们都学过书法，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们修补好书后都可以按书中的字迹把缺损的字描摹好。如今，像老师傅一样能亲笔为古籍补字、配字的人才并不多见。
据汪学军介绍，古籍修复的第一步是要根据古籍破损的情况来制定修补方案，之后一般要经过配纸、修补、溜口、喷水、化水印、折页、捶平、齐栏、下捻、裁切、打磨、上皮等步骤，有时一道工序还要做两三遍，所以修补好一本书可能需要三四十道工序，而且很多时候，一页书就要修上半天的时间，非常耗费人的体力和脑力。
“其实，‘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特别适用于古籍修复行业。”汪学军解释说，“干这行一定要用心去琢磨，在修书的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认知度，而不能只停留在工序化的层面上。像我接过很多活儿都是以前没有做过的，这就要凭借对古书的理解来进行认知和判定。我认为这一行就要活到老，学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