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冯云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大革命，并将烈火烧向大江南北。在这场大革命中，历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的骆秉章，积极支持曾国藩组建湘军，出省对抗洪秀全的太平军；又在大渡河边弹压了石达开的太平军，最后石达开死在骆秉章的刀下。
洪秀全、骆秉章两人的籍贯都在广东花县（今为广州市花都区），洪是新华镇官禄布村人，骆为炭步镇骆村人，两地相距不过二三十里。然而这一对老乡，一个是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领袖；另一个则为捍卫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为了各自的利益，两人在政治舞台上互相厮杀争斗了十多年。而由于镇压太平军不遗余力，骆秉章也颇受争议。
处死投诚石达开及其亲信，
遭后人诟病
“历史上肯定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意义，作为对立方的骆秉章，肯定就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如今，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历史人物，将其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骆秉章就是一个有大义、有大爱、有大局意识的名臣。”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骆秉章研究会副会长李远表示，因为政见不同，骆秉章与洪秀全的对阵也是一种传奇，历史应该公正客观评价。
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那一年，正好碰上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揭竿而起，面对太平军来势汹汹的大举北伐，湖南首当其冲，于是两位同乡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生死较量。网络作家、骆秉章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浪研究发现，1852年秋，洪秀全率领太平军由广西挺进湖南，一路直取省城长沙。当时身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因被小人进谗，而被朝廷免去了巡抚职务，但新任巡抚张亮基未到位，大敌当前，骆秉章只好顾全大局，担当起留守之重责。在与太平军的激烈战斗中，骆秉章炮毙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此一役，使太平军无法在湖南立足，也使骆秉章威名大震，重新被清朝起用，复任湖南巡抚，“可以说这一战役使太平军受到重大挫败”。
1860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著名的古文学家刘蓉和一支不足万人的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与太平军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1863年春，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面临英雄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陈“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
“应正视历史，
公平评价骆公”
“制造这一悲剧一直是骆秉章遭遇后人诟病和批判的地方。” 刘浪认为，即使如此，这也不能成为论证骆秉章是“千古罪人”的证据。首先，沙场征战，两军对弈，各为其主，自古少不了杀戳。“退一步，假如说骆秉章滥杀，为什么他只杀将领和广西籍老兵，而遣散余者4000多人？骆秉章很明白，石达开投降是被逼无奈的一时权宜之计，那些亲信将领和广西子弟兵，一旦退回家乡，很可能成为星星之火，完全可以卷土重来，骆秉章知道放虎归山的危险。”其次，作为清朝的一名“正部级”高官，守土和维稳本是其分内之事。在其位，谋其政，尽其力，效其忠，这是骆秉章的不二选择。
对此，研究骆秉章多年的佛山民间学者张杰奎也认为，骆秉章不得不杀石达开，“一是清政府一定要杀石达开，骆秉章不可能放了他，而且骆秉章认为由于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边陲各地已经开始藐视大清权威，有些人也蠢蠢欲动闹分裂，洋人也想着法子瓜分大清，为了国家大局的安宁，杀鸡儆猴，石达开不得不杀。”
至此，太平天国起事六王，除天王洪秀全服毒自尽（一说是病死），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死于天京内乱外，其余三王：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和翼王石达开可以说皆死于洪秀全的同乡骆秉章之手。“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这也一直是让后人感喟的地方。以前因为种种原因，骆秉章被忽视被遗忘甚至被不公评价，如今应该正视历史，公平评价骆公。”李远说。
“研究洪秀全绝对离不开湘军，而湘军必然绕不过骆秉章，将骆秉章从洪秀全的人生中屏蔽，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有违科学发展观。”刘浪认为，中国最大农民运动的领袖和其对手虽同生花都一隅，有着老乡的缘分，但却信念不同，沙场血拼，你死我活，书写着中国历史的传奇，决定着中国命运的走向，这也足以让人唏嘘和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