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吴琦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最近，薛羽兄把他责编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样书寄给我，著者系王先生弟子吴琦幸博士，书籍的时间跨度不长，2007年暑假、2008年寒假16天，这是吴先生回国与王元化先生的学术交谈，但这却是王先生学术反思精神的最后呈现，值得学术界和思想界重视。王先生的学术成果涉及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哲学、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限于学识和篇幅，我只谈以下几点，对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启示意义。
一是有关社会现实的反思。王元化先生有浓厚的社会关注情结，晚年尤甚。1992年因阅读一篇博士论文，开启了先生人生的第三次反思。这次反思，王先生显得很大胆，对“绝对理性”观念提出批评，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开启了90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大变革。先生提出了对“思想界斗争”的看法甚是新颖，“所谓思想界的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它可以并存的，有时候甚至可以互相吸取点什么东西，虽然它们在竞争时斗得很厉害，但不是一个绝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王先生对社会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提出批评，打破了过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其框架。王先生对现实的关注，深入到认识论的内核，这正是先生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内容。《谈话录》中，他进而思索有关专制与民主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民主、托克维尔的民主观、芝加哥社会学派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是当前学术风气及治学的反思。学术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学术界存在浮躁的心态，潜不下心做学问，喜欢搞大理论建立宏大体系，是中国学术风气的基本表现，针对学生吴琦幸的提问，王先生提出“治学精神我们还是要研究老一辈的方法，他们具有朴实的治学风格，坚守学术独立”（第74页）。王先生对陈寅恪、杨树达、程树德的学术追求做出高度赞扬，对当前简单化解读《论语》经典和百家讲坛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这种简单化的学术解读“有点哗众取宠，或者是把学术浅薄化了”（第79页）。面对传统文化的丧失或故事化，王先生认为这是学者们“功利”观念导致的，“为了迎合听众、观众的心理，对一些历史人物作了不必要的解释或加进现代社会的庸俗看法”，“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或者以现代的商业观念来迎合”（第82-83页）。王先生的治学反思现在读来让人警醒，病中的他对治学有着自己的理解，“还是要用一个多么严肃的态度来做，要很虚心，很谦恭的从事这个学术才对”（第83页）。王先生特别指出陈澧对近代学风的潜在影响，“陈澧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太被人知道，但是她对乾嘉以后的学风影响很大”（第105页），他指出治近代思想史的人有一个偏差，“着重在政治，着重在维新改革这个方面，因此对于整个学术的脉络就没有理清楚”（第106页）。我很赞赏王先生对学风的态度，特别是他的“学术可以很缓慢地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第110页）。
三是有关现代文人的点滴评价。王先生是受五四精神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看，他们这一代人对五四精神有着复杂的感情。《谈话录》中涉及周作人、鲁迅、钱钟书、胡风、王力等人的印象式点评，虽然是点评，但评语非常犀利，为历史和思想史的重新梳理提供新的材料。如有关周作人，“就说周作人吧，在五四时是一个人物，后来当了汉奸，散文写得不错，晚年也靠鲁迅吃饭。最后寄沉痛于悠闲，当然还有些文学风格”（第22页）。如有关胡风，王先生和胡风有着复杂的关系，曾被定为“胡风分子”，但他与其他“胡风分子”有差别，他对胡风有深刻认识和反省，“胡风这个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厉害……他们只是要把胡风一派的书可以出，别人的书都不可以出”（第47页），“我对于胡风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不喜欢的。但是后来说胡风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我始终不认为”（第48页），“在胡风圈子里的人，好像你去批评胡风你就等于是叛徒”（第51页）。先生对鲁迅批评施蛰存的“文选风波”持论公允，“我看鲁迅以前对施蛰存……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勃然大怒，现在看来都是一点点皮毛事情，有的还是误会”（第135页），先生挚爱鲁迅，但不是盲目的爱，他辩证地看待自己崇敬的对象，提出对鲁迅研究的交叉学科可能性，“鲁迅研究（这门学科），并不能只是研究鲁迅，而要综合地各个学科一齐来。这实际上是因为鲁迅本人的学问和思想是牵涉到很多不同学科的”（第138页）。对钱钟书、王力等人的评价文字很传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先生在学术界的人际关系。
王元化先生时刻强调自己的阅读量很小，这是先生谦虚的表现，但先生那种精读文本的读书技巧、对学术持怀疑的精神，在这本“谈话录”中处处洋溢出来，对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环境、浮躁的研究者们无疑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袁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