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知识积累、理论训练和学术经验，应该让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在更开阔的批评视野里，带着更尖锐的问题意识，去重新寻找鲁迅，发现鲁迅，解读鲁迅。鲁迅实际上是跟当时亚洲的思想环境，整个世界思想环境不断地在对话。作为一个人，一个思想家，他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他去日本留学，可以用日语写作；也有德语阅读能力。如果在知识上完整地把握鲁迅活动的范围，就会在知识的传承上做些分析，这样可以消除鲁迅的神秘感。所以，我觉得，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应该在知识上完整地、全面地、透彻地把握鲁迅。鲁迅看到的东西，理论上都能看到，他接触的各国材料都应该接触，没有知识禁区，没有你够不着的地方，鲁迅的历史经验、社会经验、文化知识经验，他文学上的每一个动作，做出来的和没做出来的笔的动作，都应该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这有助于真正把鲁迅摊开来，放到具体的、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鲁迅跟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系，不断追问这个关系，让它富于思想上的创造力，才是“重读鲁迅”的兴趣所在。
姜：在细读鲁迅的过程中，感受最强烈的是什么？
张：说实话，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后，有一个感觉，谈不上失望，而是鲁迅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复杂、神秘、深刻。鲁迅的问题不是深刻不深刻的问题，而是在问：在特定环境下，他做了什么选择，更准确地讲是决定---我们要把他的写作理解为一系列选择和决定。比如他的“一个都不宽恕”，这句话在哲学意义上没有什么深刻，按基督教道德还很有问题，但你要理解真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是在由各种选择构成的空间里做了这样一个选择，而且是这样一个义无反顾的选择；一个完全不给自己留退路的选择。要把这个选择还原到当时的特定语境当中去，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还有鲁迅和尼采，和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关系，都是可以寻根刨底的。鲁迅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他为什么始终是我们心里的一个问题、一个心病，或者一个源泉？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把我们和鲁迅联系到一起的，是真实历史处境的相关性，是“存在的政治”的内在强度。
把以前似是而非的伪问题，主观臆想的假问题去掉后，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理解鲁迅一生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他去南京、去日本、弃医从文、离开北京、定居上海，加入左联，最后靠近左翼，靠近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个决定：他与周作人、瞿秋白的关系，与“京派”、“海派”的关系，对施蛰存、徐志摩，新月派的看法，对木刻艺术的扶持，与年轻人的关系，对延安的想象，对苏联的想象，这些决定既有偶然性，也有内部惊人的一致性，合起来构成一个鲁迅精神面貌的整体。我们今天能感受到先生注视我们的目光，感受到他那种人格、精神和文字打动人的魅力，背后的力量就是他的这些决定——这么站，而不是那么站，这么说而不是那么说，跟这些人交往，而不是跟那些人交往，走这条路，而断自己那条路，通过同种种权势的对立，把自己孤立起来，但这又是“为了现在的战斗”所必须的姿态；同时，又通过几条非常隐秘的通道，把自己交付给未来。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鲁迅铁板钉钉一样地钉在那里，让很多文人雅士很头疼，很倒胃口，但对更多的人来讲，却是一个道德上的证明——这么做是对的，有良心的，是民族的脊梁，是自信的，从很具体的很小的方面又可以上升到很大很大的东西。鲁迅的定位针对的是现在，守不住现在，就无从谈未来。这一点尤其通过他的杂文写作体现出来。
我反对认为鲁迅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追问他在小事上为什么这么刻薄呀，等等。他是在跟现实缠斗，是要在“目前”，“当前”，“眼下”追问活着的可能性、价值和意义。而只有把现在救出来了，过去才有可能得救，也才有未来的生命可言。鲁迅到死都没有放弃年轻时候的许多想法。以前鲁迅研究成问题的地方就是总想描述他的思想发展或精神历程，论证他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马列。鲁迅确实最终靠近了唯物史观，相信普罗阶级的未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是以政治组织的方式，是以写文章的方式。我也反对自由派的观点，说鲁迅实际上是个个人，是个存在主义者。鲁迅年轻时相信进化论，相信科学，经历了“呐喊”、“彷徨”时代，到晚年相信大众、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他精神上的循环重复，从投稿《河南》杂志到他临死前写的东西，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生命必然要开辟自己的未来，凡是有利于生命的存在的发展，就指向希望和光明；凡是不利于生命的就是野蛮时代，就是黑暗时代。但这个总的立场或倾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鲁迅每日每时与具体敌人或对手的缠斗、同现实环境的抗争。鲁迅内心世界的“形而上”的层面，有时候好像会游离于这些消耗生命的搏斗，但落实在写作上，却总是通过短兵相接的战斗而透露出来的。
鲁迅的写作是完全的、纯粹的政治性写作。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在于理解这种政治性何以就是最本质、最积极的文学，而不是从一些教条的、意识形态的（比如小资的、唯美的）标准出发，去问为什么鲁迅写作同“文学”若即若离。鲁迅对黑暗的感受是非常深的，所谓黑暗就是“死的说教者”，就是否定生命的东西。当生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它是不惜与一切宣战的，但这种战斗意义的“恶”和“憎恶”，也是善和爱。这种错综复杂深沉低回的味道，经鲁迅的文字洗炼，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和精神的一种基调，而鲁迅的作品，也就此成为现代中国集体境遇的一个持久的象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回到鲁迅，又有什么奇怪呢？
就杂文的文学性来说，我觉得它是解开鲁迅写作的文学语码和内在创造性的一把钥匙。鲁迅把全身心都投入了杂文式的写作，这不是审美选择，而是由他存在的政治所决定。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所有的作品归根结底都是杂文。《坟》那样的论文不用说了，《朝花夕拾》和《野草》同杂文的边界是含糊的、游动的；甚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这样的小说集，也带有杂文气—鲁迅曾对冯雪峰说，《阿Q正传》是“论文”。但这样看，《狂人日记》、《药》、《故乡》、《社戏》、《祝福》、《伤逝》、《在酒楼上》这些名篇，哪一篇不是论文？而鲁迅晚年的一些杂文，却非常抒情，有时候还带有虚构性。应该说，如果我们把“寓言”（allegory）看作鲁迅写作的本质，那么杂文就是鲁迅写作的基本样式，处在鲁迅作品“文学性”的核心，而不是边缘。从这个角度重读鲁迅，我们也可以对今天“什么是纯文学”乃至“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答。
姜：支持鲁迅一步步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精神动力是什么？
张：我认为是鲁迅对生命的理解。但我并不想把这说成是鲁迅的本质，它是非常复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存在。鲁迅常常跟学者、艺术家打笔仗，从来不把自己放在玻璃瓶子里面或是立个纪念碑；他从来都反对风花雪月的小玩意儿，而更愿意在风沙里面打得粗糙、强硬。生命对于鲁迅来说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此时此地的挣扎和斗争。可以说鲁迅对黑暗和绝望的体验比他同时代人更深入骨髓，所以，“置于死地而后生”对于鲁迅来说并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不得以，一种本能，一种必然。但正因为如此，鲁迅才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独一无二的文学财富，他也才是真正属于未来的。
姜：这是一种活在人间的姿态。他是非常受尼采影响的。
张：的确是活在人间，你可以说他非常受尼采影响，也可以说非常受达尔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所受的影响是多重的，但是都能合成一个整体，不是一个概念或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一个流动的、政治性的、策略性的，战斗性的整体。鲁迅的一生的确是战斗的一生。这是套话了，但他的基本立场从来没有变过。
姜：“斗士”这个词后来逐渐被曲解了，失去了原初的意义。
张：对，我觉得这个“斗士”，与中国当时现实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碰撞、对峙、冲突，使得他所有的写作都处在一种战斗状态。今天的我们要充分理解鲁迅的处境。当一个人致力于生死搏斗的时候，你在旁边说他出手不够君子，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在那样的环境和压力下，“为艺术而艺术”，学者的平和与幽默，相对而言实在是太次要了。鲁迅生存的强度远远高过他的同时代人。从学养（包括西学和国学）、艺术感觉等个别方面看，比鲁迅好的大有人在，方方面面都有超过他的人，但鲁迅特殊的不可超越的地方在于他的存在的强度，首先是存在的政治强度；其次是这种政治强度同他文字风格上、形式上的结合。鲁迅的敌我观念非常强：谁是我的敌人，什么是侵害我所代表我所希望的生命的东西，什么是生命的敌人。他晚期把自己的论敌称为是“死的说教者”，这是一个尼采式的说法。从五四启蒙时代，甚至更早，一直到他临死前，一成不变，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鲁迅的文字留给我们的。鲁迅有一种特殊的，唯有鲁迅才有的，把自己的生存境遇转化成文字的能力。这确实是个文学性的东西，我反对把杂文说成仅仅是政治性的、骂人的、意气之争的东西。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就在于他特殊的文字感觉。文学史经过八十、九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学科化的语言，纯文学到底指的是形式还是内容？是指西方文学还是欧洲文学？鲁迅的意义不在纯文学的层面，而在文字的层面。他写一个便条，一个字，里面都有最广义意义上的文学性，都把自己的生存境遇透露出来了，或者是悲哀、自嘲、或者是刻薄、孤芳自赏，整个的鲁迅劲儿，是和古代文体不分有关的。对鲁迅来说，文章就是文学，文字就是他的文学本体论，抛开这种文学本体论去追求什么小说艺术技巧、诗歌意象、想象力之类的，是鲁迅研究里面一种没有成果的取向，一种学究气。这么看就会把鲁迅弄成一个了无生气的作家，在世界文学范围里，只是个二流文学家。但鲁迅从来不想做莎士比亚，歌德或托尔斯泰。这个问题他自己想得很清楚，也说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