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振龙
“生死协议”俗称“生死状”，是法制社会之前或特定区域法制无效状态的产物，如本国先秦之前的各诸侯国通行“怨仇可私报，生死安天命”，美国西部也曾暗行过类似“政府无过问”的原则。
它终究是野蛮人性的昙花一现，国家干预势在必然，尤其是进入现代法治社会之后，国家法律机关及所持法律成为了判定的唯一主体和唯一标准，诸如“生死协议”之类非法行为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历史。
然而，恰如黑格尔所言，历史总会惊人相似地重演，不幸言中，近期它就卷土重来了一次，而且还是发生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使命”的学校里。
9月18日《京华时报》以《学校组织秋游要求学生签生死协议》为题报道了如下事件：怀柔区一所小学在秋游前要家长签订“生死状”：学生在秋游时一旦出事，校方不担责。当天一名小学生受伤，校方的表态是“为防止出现意外，我们提前签署了‘生死协议’，责任自负，校方即使有责任也是有限的。”
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作为学校，一不教人求真向善，宣扬历史糟粕“生死状”；二不尽心尽力承担爱护学生的职责，使秋游安全问题万无一失，反倒是对自己如何推卸责任相当地思虑周密，甚至处心积虑地捧出了沾满历史污垢的“生死状”，极尽穷形尽相，荒谬无以复加，校方究竟意欲何为呢？
即使拿着至宝般的“秋游生死协议”， 恐怕振振有词的校方也难脱干系。一则，在现代社会“生死协议”是普遍无效的，在当下的法制中国更是全然无效。二则，法律明文规定，学校负有保障在校学生人身安全的责任，集体秋游中学生受伤，属学校监护不力的范畴，须依法赔偿。
所幸的是只有一名学生受伤，生命无碍，真难想象签“生死协议”的小学生们身处怎样的险境，这险境并非指自然环境何其恶劣，而是指学校对自己负有监护学生安全的责任何等漠视，有了那份心安理得的“秋游生死协议”，别说是受伤，即使真的关乎学生生死，学校岂不也会想当然地“置身事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