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当中国读者捧着尼葛洛·庞蒂那本说得天花乱坠的《数字化生存》；当大大小小的张朝阳们在北京乃至纽约，对着各色风险投资者或基金讲述神奇的“中国梦”；当时尚媒体和广告商不约而同喊出蛊惑人心的“网络就是新生活”时，恐怕没有几个有理智的人能真正确信：互联网会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中国内地的资讯与传媒工业格局。 以新近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为例，要是换在四年前，类似这种全球性的重大赛事，资讯发布的主流平台排序应该是电视、体育报纸、一般性报刊的特刊和增刊，以及网络资讯。但现在，这个排序大约已变成了电视、网络——网络虽排在第二位，但影响力已几乎和电视并驾齐驱，然后才是体育报纸、一般性报刊的特刊和增刊……传统的文字与资讯的载体，尤其是纸媒体，正在告别以往还算小康的日子。这本是我从多年作纸媒编辑，以及这些年为近百家媒体撰稿体验的比对中所得到的一个粗浅印象，不久前却因新获知的某些著名媒体的经营业绩，而得到了进一步确证。 不仅仅是媒体影响力和运作格局的改变。当社会的资讯与人文消费，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进入到“全民网络”的时段后，人们阅读与思考所遭遇的侵蚀性挑战是全方位的。伴之而来的，还有文字资讯含金量的贬值，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步幅的变速与退步。这种巨大的挑战和改变，尤其集中发生在以下诸层面： 对知识、思想和阅读的“注水” 由纸本文字到文字的电子文本，信息传播和阅读接收方式的改变，固然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更加多元、更趋自由、神奇的人文空间，但同时也削弱甚至取缔了数千年来，人类固有的对文字信息发布的审慎。知识、思想和阅读作为具体的、与“文明生成”有关的“行为”，在发生中因各种原因出现注水和扭曲，在过去的千百年(尤其是某些反常历史时期)里未必没有，但一个社会能像今天这样，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容忍文字传递性情、幼稚和缺乏理智的信息，怕还是互联网走进我们的生活以后。 信息科技的发展正开始把过去人们理想中“多元”文明模式，偷换成商品化的塑料糖果。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接受资讯的方式只来自网络(比如一些去了海外的关注文化的读者，由于文字和翻译上的局限，他们能获取汉语信息最便利的条件只能是上网)，那将会发生什么？新闻、小说、诗歌、学术、历史典籍、形形色色的道听途说……它们在门户网站和私人空间里可谓应有尽有。但网上新闻，核实机制比传统媒体要简陋得多；网上小说大多是书商们运作的畅销书，在内容格调和文学质素两方面，都有着流俗、媚俗和文字稀释化的趋势；太多关于诗歌乃至历史的信息，都经过市井的或扭曲的眼光捕捉与放大…… 有的人会说，幸好我们现在获取资讯的途径还不单纯是依赖于网络；也幸好我们比那些脱离了母体文化的同胞们更多些运用汉语资源的便利。就算如此吧。但是，对比着回想一下你十年前和此刻用于阅读纸本读物上的时间，就会发现这种庆幸的可能性其实正处于被无限的蚕食与缩小之中。举个现成的例子：有太多人在上网后，查询资料首先想到的百度、谷歌、搜狗之类的搜索引擎，而不是过去的百科全书和原始典籍。这种释疑方式的转变，用来应付一般的、近时的疑难，或许勉强能做到保险；可一旦用来搜求源流性信息与典籍片断，电子版本单是因“录入”环节所造成的漏洞，便已称得上蔚为大观。何况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无论熟不熟悉媒体王国的运作，多少也都知道网络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媒体的，而媒体无论种类如何，其对生活原貌的“矫饰”与“改写”功能是始终存在的。 与此同时，人们却又不得不百感交集地承认：在今天，拥有“新兴媒体”身份的网络，同时也已成为全世界每个讲汉语的人，每天所能共享的最大一块母语资讯平台，甚至可以说是“汉字版的文明资源平台”。在这种前提下，汉语文化群、读者群日渐形成一种依赖于网络的阅读习惯，将是不可避免的。当知识的源流可疑、思想的源头可疑、网络文化所培养出来的性情式阅读习惯也可疑的时候，谁又能担保我们对许多事物、事务的判断还能保持一种“基本的准确与可靠”？而在这疑虑重重的氛围下，那些精彩的思想，无论是它们的诞生还是被受众接受，其难度都要比没有电脑的年代增多了无数倍！ 侵害本土知识产权 挤压纸媒、纸质出版物生存空间 有过一段时间，我发在不同媒体上的影视评论在每周里被不同门户网站的相关频道，同时挂在显著的推荐位置。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我所合作的那些纸媒体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无偿提供给各网站的。但这样一来，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依照我对共和国媒体稿费内涵的理解，那只意味着它们采用我文章后，所应付予的报酬，这里并没有包括允许它们将文章免费提供给其它媒体使用的授权。绝大多数门户网站，究其“文化”和“言论”这方面资讯来源的本质，不过是电子版的文摘罢了！而严格说来，文摘类媒体在支付文章使用费用上应该分为两块：付给原发媒体的，和付给作者的。在采纳文章时，也需要经过原发媒体和作者双重授权。但在纸媒和网络的这种“合作”中，作者们的利益被故意“忽略”了，他们成了第一批被偷窃的人。而迄今为止，版权法和相关机构对自己在这一地带的失控，尚未能作出有效的弥补。 为了增加人气，和臆想中从网上转向纸媒的那部分读者(他们存在过吗？)，传统媒体在与门户网站的博弈中已未战先输。纸质出版物更是如此，不少人都还记得前两年一本叫作《老徐的博客》的书。作者是曾创下了国人博客点击率的传说的明星徐静蕾，书的内容也正是她在网上被疯狂追捧的博客所载的内容。但书的销量却不理想——既然有免费的午餐，谁还愿意再掏钱呢。这本是一个很粗浅的道理，自诩为新时代精英的报人和文化商人们，却是看不明白的。这样的大氛围下，纸本的报纸、刊物、书籍，销量日渐下滑，再加上因纸张涨价而普遍抬高定价，把负担转嫁给读者的短视举措，日子从此变得难过，也就不出乎意料了。 对上述这两方面，不应该片面强调门户网站崛起后的强势，而应该检讨传媒和出版界从业人员的普遍短视，和他们意识深处对自己的“衣食父母”——作者与读者——的极度不尊重。这种不尊重的背后，其实也正折射了众多文化产业管理者的“没文化”。或许渐趋强势的网络所起的负面作用，不过是“因势利导”，并将这些膨化得更大。 对道义、道德底线的伤害 对“民意”的自我妖魔化 网络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肤色，每个个体的发言，都因为有了网络这个平台的托举，而自动获得了“社会性”身份的认可与凸显。但并不是每个发言的个体，都能自尊地对待并珍惜自己所获得的这种权利。 我们知道，“多元”文化的标志之一，便是要容忍“性情式的发言”，哪怕是虚拟的“多元”。但“性情式的发言”，除了呈现个人的态度和体温外，往往还能在无意识间夹带出“个体”们千奇百怪的无知与蒙昧状态。而当这些无知和蒙昧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为网上的污言秽语(大多为现实失意者心理扭曲的宣泄)、甚至表现为对奥运冠军女友的话语猥亵时，“个体自由”对“多元”环境以及对人类基本道义、道德底线的伤害是确实存在的(智慧爱好者们说不定还会联想到“雅典式民主”对苏格拉底这类哲人的戕害)。而人类显然又不能奢望每个在网上发言的人都是圣徒、哲人，甚至理智健全的人，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尽量保护这种“多元”，较少地被我们每个人“人性中不堪的一面”污染和破坏？这是今天每个上网阅读和发言的人(不止是那些网管和行业监督者)都需要思考和注意的。这其实也是一个生态话题(事关精神环境)。“多元”是伟大的。但这一“伟大”的核心，可能不在性情的肆虐，而在于人们获得自由后的自我克制、自我质疑。 同样道理，当网上某些针对邻国或其它文明的激愤之语，一旦被境外某些恶意传媒断章取义或有目的地曲解利用时，语言狂欢中一不留神所流露出的阴郁，很有可能被不明真相的境外读者，误当成全体国民的“民意”标本，从而使那些逞一时之兴的发言者陷入自我妖魔化的尴尬，甚至给所置身文明的生存带来威胁。人如何向同类显示出自己阳光、明朗的一面，这既是一个心灵话题、文化话题，有时却也可能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安全话题，甚至还会影响到后世对一个时代、一种文明内部人群精神质地的品评。人之所以说话，其原始动机当然都是为了表达见解，而不是想证明自己浅薄。 网络对上述诸种“新国民性”的呈现与放大，可以说一方面让人忧虑，另一方面也提醒每个国民思考：在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的“第一传媒”时代，人该如何自处？这话题，我甚至认为不仅仅属于汉语，它也属于全世界。 (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