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福建设企业机构执行长黄建华致词
2016年12月17日下午2点，侨福当代美术馆举办了《二战后中韩日前卫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国际艺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围绕二战以后在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出现的前卫艺术展开讨论。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韩、日三国的知名学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先生、悉尼大学名誉教授尹晋燮先生、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千叶成夫先生。
此次研讨会到场的嘉宾有侨福建设企业机构执行长黄建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北京办事处主任宋重锡、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高桥耕一郎。
侨福当代美术馆企划总监金美怜做论坛主题演讲
研讨会由侨福当代美术馆企划总监金美怜主持并在研讨会开始前做了论坛主题演讲。
朱青生教授演讲
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早期发展(1979-1986)
首先发表演讲的是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博士，他的演讲主题是《中国当代艺术早期发展(1979-1986)》。
在朱青生教授演讲的一开始，便指出：“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没有任何前卫艺术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有，只是被后来的研究者追溯和夸张的想象和追忆。”
他讲道：“因为这样的活动，其实和那些中国古代传统的艺术(封建主义旧文化)的研究，以及进行学院派的古典油画雕塑等西方传统的研究(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性质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零星的艺术活动只是不符合，政府需要和政策要求，不在计划范围之内的艺术，做了一个与总体艺术不同的艺术，它的价值就在于其“不同”，并不在于其艺术本身的性质。其所具有不屈从于权威和自由探索的心态，从文化史和精神史的角度来观察，弥足珍贵!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观察，却没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因为这种艺术在前卫艺术本身的范围之内，是一些对老早就已经过时的没有任何创造价值的西方风格和手法的模仿。”
在他的演讲中分析了这一时期在政策要求之外的少数人的艺术探索活动主要是呈现于三个方面：一个是少数人因为一些特殊的关系和渊源，或者是继承了特别遗产遗物，接触到西方的，古代的或者印象派到抽象派的一些技艺和方法，继续进行着少量的“创作”，甚至在私下的秘密范围内互相切磋。第二个是在院校单位里面，平时进行正常的、法定的，按照国家要求基础教学，完成创作任务。出于艺术史的兴趣和技术上实验和试验需要，触及并对一些艺术观念和艺术技巧的进行“内部”研究。第三个是少数艺术家，由于心因性和生理的疾病，使自己处在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痴迷和疯癫的状态，从而其艺术的创作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形态和样式。比如，长期在浙江的乡下生活的沙耆，虽然早年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但是由于精神疾病只是在农村画出了一批完全不同于社会要求和政策许可的绘画。
朱青生教授在之后的发言中，分析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每个重要的历史性节点和事件：星星画展、八五新潮、前卫艺术与学院艺术结合与分裂、现代艺术大展......。
最后，他总结道：这次的讨论会特别有意义的要点是把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关头之前的历史讨论放到了“亚洲艺术加入当代艺术，逐渐形成了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特的当代艺术体系”问题中。
朱青生教授对雅昌艺术网说：“此次论坛讨论了东北亚三国在历史上的共同特性和今天共同遭遇的问题，要继续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讨论，我建议进行深入的立项研究。”
尹晋燮教授演讲
尹晋燮：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韩国前卫艺术运动
作为韩国重要的策展人，悉尼大学名誉教授尹晋燮博士的演讲主题《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韩国前卫艺术运动》。他在演讲之初，对前卫一词进行了分析并对韩国产生前卫艺术历史背景和发端进行阐述，他说：“韩国前卫艺术与1910年至1945年日治时期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抽象艺术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团体运动的出现。1930年代的抽象艺术由每位艺术家的个人趣味所驱动，而在1950年代末，有着意识形态背景的团体宣言激发了前卫运动。因此笔者将把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的无具形运动(informel movement)视作韩国前卫艺术运动的开端。”
尹晋燮博士从二战后韩国出现前卫艺术特征的“无具形运动”讲起，分析了韩国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同时期的韩国重要的前卫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
最后，他说：“这些象征性事件证明艺术运动的“政治性前卫”已死。曾经通过反抗独裁和引领1980年代民主运动而参与政治性前卫运动中的艺术家们，自愿地进入他们曾经如此憎恶的主流体系，并成为体系的一部分。”
千叶成夫教授演讲
千叶成夫：“具体派”以来的日本前卫艺术及其意义
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千叶成夫先生就具体派(Gutai)、东京的反艺术、物派(Mono-ha)、“后物派”、“后物派”的雕塑、“后物派”的绘画等等，日本二战后发生的艺术流派和艺术家及作品进行分析评述，他说：“在日本以外，“具体派”是很早就被人所知道了。但几乎同时发生在东京的“反艺术”(还有“新达达Neo Dadaism”)和九州的“九州派”。以上流派可以重新被定义为战后的“日本反艺术”。”
最后，他指出：从“具体派”至今，已经有七十年过去了。从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的1854年开始，也已经过了约一百六十年。在这一百六十年的前九十年基本上属于西方艺术的引进、模仿、学习的阶段。战败后，在美国的占领之下依然继续对欧美的艺术模仿和学习。站在世界的角度，有“近代等于当代艺术”的观点，这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欧美，特别是西欧，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在千叶成夫看来，在战后混乱的文化、思想、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当中，一群艺术家没有忘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原创到底是什么”的课题。由此看日本的艺术，“到底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日本原创?”这个提问以及问题意识是在梳理艺术史与理论中最重要的，这在中国，韩国也是一样的。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都历经了一番深刻而彻底的反思，并进行了多方面的不断改革和实验。亚洲艺术加入当代艺术队伍的时间相对较晚，但随着飞快的经济发展、频繁的国际交流，东北亚三国逐渐形成了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特的当代艺术体系，摆脱了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单纯吸收和模仿。日本从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到1980年代末的时间相当于前卫艺术发展期，此时出现的重要艺术流派和小组有：“具体派”(Gutai Group)、“高红中心”(Hi Red Center)、“物派”(Mono-ha)等。韩国从1953年韩国战争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的当代艺术颇具有前卫性，韩国前卫艺术萌芽于“无具形艺术”(Art Informel)，之后出现的“AG小组”(Group Avant-Garde)、“单色画”(Dansaekhwa,Korean Monochrome Painting)、“民众美术”(Minjung Art, people'sart)等流派继承了其前卫精神。中国前卫艺术始于反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无名画会”，他们主要活动于1960年代初到70年代。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新思想的涌入，促使当时青年艺术家进行大胆实验，之后出现的重要艺术流派及事件有：“星星画会”、“85新潮”、“89现代艺术大展”等。
研讨会现场
青年学者与三位主题演讲人对话
在三位中、韩、日三国的知名学者作了主题性发言之后，研讨会进入第二阶段。天津美术学院副研究员范晓楠、侨福当代美术馆研究员朴松一、红砖美术馆学术总监夏彦国等青年学者对研讨会主题以及涉及到的问题，与朱青生教授、尹晋燮先生教授、千叶成夫教授共同进行研讨和对话。
研讨会嘉宾合影
本次研讨会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立足于学术的前沿，将综合呈现并讨论自二战以来的中韩日前卫艺术独有的特征，是一次基于同时代不同艺术发展脉络间的学术文化碰撞。这次会议的学术性和公共性得到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肯定和资助鼓励。
